同時，《續(xù)夷堅志》中有不少篇章記載了官僚文人及名流雅士的趣聞軼事，也有些篇章記載了金代勞動人民生活的狀況。元好問在《邊元恕所記二事》篇中寫到：“國初兵西來……攻（云中）城破，驅壯士元榆坡，盡殺之。”甚至連小孩子也“為軍士驅逐……追及者皆以擊殺之”。這是蒙古征服者血腥屠殺無辜的一大罪證，也是“高原水出山河改，戰(zhàn)地風來草木腹”［38］的有力注腳。元好問在《續(xù)夷堅志》中揭露了金統治者的另一種罪行：除了抓人奪地外，還有搶牲畜——“括駝”。《戴十妻梁氏》、《驢腹異物》、《炭谷瓊花》等篇反映了當時勞動人民對統治者的態(tài)度，使我們能從中看到尖銳的階級對立。元好問這種秉筆直書之精神，正是歷代正直史學家的可貴傳統。

    縱觀《續(xù)夷堅志》之內容，確是“耳聞目見，纖細畢錄”。其目的，就是要盡力保存中原文化，不使金源一代文獻泯滅無存。它對于研究金、元兩朝的歷史有一定的史料價值。

    四

    元好問的文集——《元遺山先生文集》（以下簡稱《文集》），不僅有較高的文學價值，而且有較高的史學價值。元好問抱著存史的強烈愿望，利用給他人寫碑銘的機會，廣泛地搜羅史料，將許多珍貴的史實寫入碑傳之中。后世學人稱元好問為“金源氏一代宗工，四方碑版銘志，盡趨其門”［39］。元好問所寫的碑傳中有宗室、名臣、忠義、文藝、孝女、方伎、道士等諸色人物。這部分資料雖不及《中州集》小傳涉及面廣，但記事較小傳詳細。這不僅對元人修《金史》起了作用，而且至今仍系研究金史的第一手史料。所以，《文集》可以說是一部歷史文學著作，一部歷史文獻總匯。

    在《文集》中，元好問把金代１２０余年的歷史，分為“武元立國”、“初因遼宋舊制”、“天德小康之際”、“大定承平之時”、“承安泰和間文治已極”、“中州被兵”、“金末喪亂”諸多時期，這和劉祁的分法大體一樣［40］。這雖不能將金代社會發(fā)展的階段性準確地反映出來，但大體上符合金朝歷史發(fā)展的事實。尤須指出的是，元好問并未受世宗以降給海陵所加的種種罪行的影響，對海陵的“天德之治”予以公平的看法，這是難能可貴的。

    《文集》從卷１６至卷３１，用大量的篇幅記載元好問為人撰寫的９８篇碑、銘、表、志、碣，從卷３２至卷３５載元好問寫的４６篇“記”，從卷３６到卷３７是２９篇“序引”，卷３８載１２篇“銘”、８篇“贊”和１篇“頌”，卷３９載５篇“書”和５篇“疏”。我們可以通過這些史料，來窺究金代社會的政治、經濟、文化、外交等諸多方面的情況。

    卷１９《內翰王公墓表》、《內翰馮公神道碑》、《國子祭酒權刑部尚書內翰馮君神道碑銘》３篇是元修《金史》為這些人作傳的底本和依據。其他的也可以幫助我們對當時各階層的人們有一個了解，從而使我們明了當時金統治下各階層人的等級地位情況。

    《文集》也反映了當時勞動人民受壓迫、受剝削的情況，特別是土地兼并的情況。當其時，華北與中原地區(qū)的土地兼并十分嚴重，這從《文集》中可窺見一斑。如州曹氏“以貲雄鄉(xiāng)里者，累十數代”［41］，宣德縣一劉姓大地主“自遼日為大家……以貲雄其鄉(xiāng)，委積豐富，畜牧蕃息，北山之奚家關，西鄉(xiāng)之土厚，皆有別業(yè)”［42］。元好問曾為之感慨：“兼并之家，力足以制單寡，而賄足以侮文法”［43］。此外卷２６《嚴實神道碑》中載有當時人口遷移、戶口數變動的情況。這是研究金代人口遷移及戶口情況的原始資料。

    卷３１的１２篇碑表和此后的“記”，是研究當時宗教傳播及統治者宗教政策的絕好材料。在蒙金戰(zhàn)爭中，人民遭受到嚴重的災難，強者或執(zhí)兵自衛(wèi)，弱者依托宗教以避難。從“貞＠③喪亂之后，蕩然無紀綱文章，蚩蚩之民，靡所趣向，為之教者獨是家（全真教）而已”［44］這段記載可以看出當時全真教的勢力很大，并且投徒之人也很多，河朔之人十分之二都成了全真教徒［45］。而“金碧相望，初若未嘗毀者”［46］則反映出金朝中、后期，統治者對佛教的扶持情況。

    在一些碑、志、表、銘中，元好問雖然多言美辭，但為了反映所謂的英雄人物之功德，他真實地記載了關于農民起義的情況，從而使我們得到了有關農民起義的真實史料，特別是關于紅襖軍的史料。下邊略而析之：第一，有關起義原因的記載。女真統治者“換易”奪田［47］，使“歲歉，流亡者多”［48］。在山東地區(qū)，女真族括田尤為嚴重，以致“武夫悍卒，倚國威以為重，山東河朔上腴之國，民有耕數世者，亦以冒占奪之。兵日益驕，民日益困”，以致“所在騷然”［49］。第二，起義情況。“一顧盼之頃，皆狼狽于鋒鏑下”［50］。反抗的大旗在山東舉起后，“貞ｙòｕ＠③二年……盜賊充斥，互為支黨，眾至數十萬，攻下郡邑，官軍不能制，渠帥岸然以名自居，讎拔地之酷，睚眥種人，期必殺而后已。若營壘，若教民，若僑寓，托宿，群不逞哄起而攻之；尋蹤捕影，不遺余力，不三二日，屠戮凈盡，天變噍變。至于發(fā)掘墳墓，蕩棄骸骨，有所悉然。”［51］這段記載不僅反映出漢族人民對女真族統治者的基礎——猛安謀克制度痛恨至極，也反映了當時楊安兒領導的農民起義軍英勇戰(zhàn)斗的情況。

    此外，《文集》還記載有蒙古對中原地區(qū)管理的辦法：第一，實行畫境之制，對地方行政區(qū)進行管理。如從嚴實的統治區(qū)中分出大名、彰德二路，而以德、兗、濟、單四州歸東平路［52］。畫境的結果，增設了許多路。１２２９年耶律楚材設立諸路課稅時，僅置十路。至窩闊臺末年，燕京行臺（行尚書省）所統就有２０余道（路）［53］。第二，以漢治漢。卷２６《嚴實祠堂碑銘》和卷３０《畢叔賢神道碑銘》都表明，蒙古在尚未完全統一時，將所征服的漢地多委于投降的漢族地主首領管理，然后向他們指派各種任務，其中主要是通過他們據戶課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