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陽崔銑在明朝中葉是位有一定歷史影響的人物。《明史》將他列入儒林傳，清初查繼佐著《罪惟錄》，則將他列于諫議諸臣列傳。其實，崔銑就是位大儒。先師周予同教授(1898-1981)在上世紀60年代，曾在《學術月刊》關于孔子的筆談中，指出儒家有君子儒、小人儒、愚儒、黠儒之分，崔銑無疑是位君子儒，亦稱純儒。他篤信程朱理學，為人方正，守得住清貧。平生著述甚豐，綜合各種資料，他給世人留下《洹詞》、《彰德府志》、《讀易余言》、《崔氏小爾雅》、《文苑春秋》、《士翼》、《后渠庸言》、《政議》、《晦庵文鈔續集》等。平心而論，他主修的《彰德府志》，體例嚴謹，史料翔實，是一部良志，很得好評，是他對家鄉安陽作出的巨大貢獻。其余的著作，并未產生多大影響。現在偶有學人恭維崔銑是搞實學的，恐怕是過譽了。明中葉，確實已萌發實學思潮，其最大特點，是倡導經世致用，關心國計民生，開出切實可行的救世藥方。崔銑雖然也關注現實，并著《政議》10篇，但在《序》中卻說：“三代而上，井田封建，其民固，故道易行；三代而下，阡陌郡縣，其民散，故道難成。”顯然，他并不了解歷史發展的大趨勢，留戀“三代而上”的“井田封建”，是位復古主義者。開出這樣的救世藥方，是儒家營壘中的一種傳統，包括鴻儒———甚至杰出如明清之際的大學者、思想家顧炎武也未能免俗。我想，這應當是長期以來，崔銑并未受到史學界———尤為明史學界重視的原因。

　　崔銑的骨氣，是他政治生涯中的一大閃光點。他敢于藐視劉瑾，以及敢于“披逆鱗”，向嘉靖皇帝諫諍，都堪稱大義凜然，鐵骨錚錚。

　　稍有明史常識的人都知道，大宦官劉瑾權傾朝野，在明朝歷史上，是與王振、魏忠賢并稱的三大壞宦官、權奸之一。劉瑾專權時，據明人徐應秋《玉芝堂談薈》卷三記載，被時人譏為“立的皇帝”，即站在皇帝身邊、幾乎與皇帝“平起平坐”者，其權勢傾國、虐焰熏天可想而知。明人皇甫錄《近峰聞略》記載：“百官門狀啟禮，悉用紅紙，故京師紙價頓十數倍。雖元臣宿將，必日晚生，曰門下生，面稱瑾則有恩府、恩主、千歲公公之語。”文武大臣對劉瑾叩拜的熱誠，甚至超過了對皇帝的忠誠。時人韓邦奇載謂：“當大賀之時，適瑾有私家之慶，公卿百執事嵩呼舞蹈于丹陛者十惟八九，而稽首崩角于瑾前者則濟濟罔缺焉。”（《苑洛集》卷七）但是，就在朝臣爭著向劉瑾磕頭、拍馬聲中，崔銑的腦袋是清醒的。他決不向劉瑾彎下膝蓋。正德皇帝讓他修《孝宗實錄》，在史館門前，遇到劉瑾，他僅僅作了個長揖而已，“瑾怒目視銑”，但崔銑毫不畏懼。后來史官集體見劉瑾，眾人皆跪拜，崔銑仍然只作個揖而已，劉瑾更加氣憤，對另一宦官張綵說：“翰林識幾字？乃輕薄如此！”也許是崔銑的影響使然，修《孝宗實錄》的史官都不巴結劉瑾。劉瑾懷恨在心，等《孝宗實錄》編成，他便秋后算賬，將史官吳一鵬、徐穆、顧清、汪俊、賈泳等16人，都貶到南京的六部任職，崔銑也被一腳踢到南京任吏部主事。崔銑在劉瑾面前表現的大丈夫英雄氣概，是值得大書一筆的。

　　劉瑾倒臺后，崔銑被召回京中，復故宮。嘉靖皇帝登基后，爆發了沸沸揚揚的“大禮議”之爭，影響深遠，至今仍成為國內外明史學界研究的熱點，有多篇論文及專書問世。其實，從政治上說，不過是舊朝權貴與新朝權貴之爭，嘉靖皇帝堅持的，是自古以來皇權的不可讓渡；從文化上說，不過是守舊的程朱理學，與開新風氣的王陽明心學之爭。張璁、桂萼在“大禮議”之爭中，堅定地站在嘉靖皇帝一邊，并為他提供了系統的歷史依據，理所當然地受到重用。崔銑站在舊朝權貴的立場上，上疏痛斥張璁、桂萼是“邪者”、“亂邦”，這無異于是朝嘉靖皇帝臉上啐了一口唾沫。無論怎么說，崔銑敢于頂風上，“披逆鱗”，向嘉靖皇帝叫板，這種勇氣還是難能可貴的。王陽明是新朝權貴政治集團堅定的支持者，崔銑竟痛斥心學是“儒霸”，他的政治后果可想而知。嘉靖皇帝看了他的奏疏，當然不悅，立刻打發他退休回老家。

　　從以上的簡單評述可知，崔銑是個值得肯定、值得研究的歷史人物。但遺憾的是，在明史學界，崔銑研究還是個空白。令人高興的是，安陽師范學院中文系周國瑞教授，研究崔銑20余年，前幾年更集中精力，一頭栽進明代史料，看了大量的文獻，雖然因為明中葉相關史料太多，短短幾年，難以盡讀，但從此書附錄的相關史料來看，他已作了很大努力。這部《崔銑傳》是第一部崔銑完整、翔實的傳記，而且文史兼備，有些章節很有可讀性。這是一部有學術價值的好書，填補了明史研究的空白。著者治學及寫作此書的嚴謹學風，尤其值得稱道。作者： 王春瑜【原標題：話崔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