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安五年（公元200年）正月，官渡之戰前夕，袁紹命幕僚陳琳致書盟友豫州牧劉備，約請他及時作出策應。陳琳便寫下了一篇《檄州郡文》（《文選》卷44作《為袁紹檄豫州》）。有關曹操掘墓并設盜墓專官“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之語，就出自陳琳的這篇檄文。

    陳琳的這篇檄文內容多不屬實。以下略作分析。

    1. 檄文所云曹操盜墓及專設盜墓官之事，并無旁證。

    在現存的史料中，最早記載曹操“盜墓”的，是《文選》卷44注引的《曹瞞傳》，其云：“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曹瞞傳》為孫吳人撰寫，著者姓名無可稽考，原書也已散佚，只有《三國志注》、《文選注》及《太平御覽》等書保留了少量的佚文。而這條記載，當來自陳琳的這篇檄文。

    最早記錄陳琳這篇檄文的，并非成書于西晉時期的《三國志》，而是南朝宋代史家裴松之在《三國志·袁紹傳》注中所援引的《魏氏春秋》。稍后，范曄的《后漢書·袁紹傳》以及梁代蕭統編《文選》都收錄了這篇檄文。三書所記，文辭各有小異，而大意略同。

    南朝梁代沈約《宋書·前廢帝紀》記載：“（帝）以魏武帝有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乃置此二官。以建安王休仁、山陽王休佑領之。”《南史·宋前廢帝紀》中的這幾句話則照抄《宋書》。至此，曹操之專設“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二官，遂成“鐵案”。

    陳壽在撰著《三國志》時不會不知陳琳的這篇檄文，但他并未選錄。他在撰著《三國志》時，對“前朝”曹操這個十分敏感的人物，極力曲筆以避禍，如《武帝紀》記曹騰“養子嵩嗣，官至太尉，莫能審其生出本末”，曹操的父親竟然不知由來！再如記曹操于興平元年（公元194年）攻拔襄賁，“所過多所殘戮”。建安三年十月，曹操“屠彭城”。在《武帝紀》文末的“評曰”中仍有“運籌演謀，鞭撻宇內”的貶損之語。對此，清代史家趙翼《廿二史札記》卷6有“《三國志》多回護”專條批評陳壽未能秉筆直書。

    即使以如此的態度撰寫《三國志》，陳壽仍然沒有選取陳琳的這篇《檄州郡文》。則可知，該文所述之事過于荒誕，實無史料價值可言。

    2. 檄文本不可作史料。

    檄文，本是古代軍事聲討、曉諭性的文告，檄文的性質決定了其措辭夸張。《太平御覽》卷597引李充《翰林論》說：“檄不切厲則敵心陵，言不夸壯則軍容弱。”言辭“切厲”、“夸壯”便是檄文的風格，可知，它的作用在于長我志氣，滅敵威風。劉勰在其《文心雕龍·檄移》中認為，檄文應是“使聲如沖風所擊，氣似欃槍所掃”，“使百尺之沖，摧折于咫書；萬雉之城，顛墜于一檄”的“壯筆”。

    所以，不能把這種“壯筆”文辭當做信史。

    3.檄文極力丑化曹操的祖父曹騰、父親曹嵩，有其特殊的用意，它迎合了當時社會“清流”對宦官集團的仇恨心理，并進而達到攻訐曹操的目的。

    東漢后期，宦官和士大夫間的矛盾已不可調和。桓帝延熹九年(公元166年)、靈帝建寧二年（公元169年）先后發生了兩次“黨錮之禍”，宦官集團對以太學生為主體的“清流”進行了全面的清剿。在此后的20年間，宦官勢力達到了極盛，中央官署全由宦官擔任令、丞，宦官的兄弟親戚充任刺史、郡守。

    袁紹出身于顯貴之家，自其曾祖父袁安以來，四世有五人位居三公，史載袁氏“門生故吏，遍于天下”（《后漢書·袁紹傳》）。靈帝中平元年（公元184年）黃巾大起義爆發以后，東漢政府組建了一支新軍以保衛洛陽，在西園設立總指揮部，這就是著名的“西園八校尉”，宦官蹇碩為上軍都尉（即總統帥），袁紹為中軍校尉（即副總統帥）。靈帝死后，大將軍何進殺死蹇碩，不久何進也被殺，袁紹發兵悉誅宦官，死者兩千多人。陳琳的這篇檄文舊事重提，刻意指明曹騰的宦官身份，借此激起“友軍”以及社會對曹操的“公憤”。

    曹騰、曹嵩父子在當時并無顯惡，可知，檄文則意在對曹操進行人身攻擊。

    4. 曹操對這篇檄文的態度。

    袁紹敗亡以后，陳琳改投曹操帳下。曹操曾專就這篇檄文質問陳琳，《三國志·王粲傳附陳琳傳》記：“袁氏敗，琳歸太祖。太祖謂曰：‘卿昔為本初（袁紹字本初）移書，但可罪狀孤而已，惡惡止其身，何乃上及父祖邪？’琳謝罪，太祖愛其才而不咎。”裴松之注引《典略》記：“琳作諸書及檄，草成呈太祖。太祖先苦頭風，是日疾發，臥讀琳所作，翕然而起曰：‘此愈我病。’數加厚賜。”可知陳琳最擅撰寫“壯筆”類的軍事文告。曹操對檄文所說發掘梁孝王墓、專設盜墓官之事，索性不屑提及。

    5. 后人對“曹操盜墓”的認識。

    從北宋開始，對曹操的非議和丑化日益增多，洪邁在其《容齋隨筆》卷12，咒罵“曹操為漢鬼蜮，君子所不道”。也正是在宋代，學者對于檄文所云曹操“盜墓”之說提出了懷疑。

    清代何焯認為，后世有關“曹操盜墓”的傳聞，即是以陳琳的這篇檄文為根據，他說：“此事不知信否。《文選》注（引）《曹瞞傳》云：‘曹操破梁孝王棺，收金寶，天子聞之哀泣。’似緣此檄而實之者也。”（《義門讀書記》卷26）

    今人張舜徽主編《后漢書辭典》“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條也認為，這兩個“官職”是“袁紹攻訐曹操時所云官名”，實無其事。

    由此可知，曹操盜墓、設置“發丘中郎將”、“摸金校尉”，皆為荒誕之說，并無佐證，當為陳琳檄文中“切厲”、“夸壯”的不實之辭。□ 欒貴川【原標題：為曹操辯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