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末年，群雄紛起，逐鹿中原，最終獲勝的卻是被稱為“贅閹遺丑”的曹操，這在世家大族操縱政局的歷史背景下，多少有些令人費解。這除了曹操自身非凡的才能外，一個重要的原因恐怕在于他招攬了一批大族名士，取得了他們的支持與合作，其中的代表人物便是荀彧。作為一流的謀臣策士，荀彧屢呈妙計，出奇制勝；作為大族名士的代表，他居中協調，疏通曹操與大族名士的關系，穩定政局。因此，考察荀彧的行跡，評論其得失，從某種意義上說，可以了解曹操由弱變強的發展過程，進而從一個側面揭示曹操與東漢大族的關系，糾正一些傳統看法的偏失。《孟子·萬章》有言：“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本文評論荀彧，以知人論世為宗旨，不做簡單之價值評判，抑或有所可取焉。      

    兗州之役：“深根固本以制天下”

    荀彧（１６３－２１３）字文若，潁川潁陰人，其家世代冠族，祖父淑有高行，“當世名賢李固、李膺等皆師宗之”［１］。東漢之世，大族名士操縱社會輿論，家資、門第對士人的前途影響甚大。荀彧有這樣的家資作為憑借，其未來仕途當然會一帆風順，《三國志》本傳上載，南陽何颙順便稱其為“王佐才也”。中平六年（１８９），彧舉孝廉，拜守宮令，再遷亢父令。但就在此時，洛陽政局發生了變化，先是袁紹誅滅宦官，不久董卓挺兵洛陽，以至引發了關東地區的武力反抗。其時冀州牧韓馥是潁川人，荀彧攜宗族往依之，但待其至河北，袁紹已奪取韓馥之位，紹為汝南人，也信重河南鄉里，“待彧以上賓之禮，彧弟諶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所任”［２］。董卓西遷后，關東豪杰失去了共同的敵人，以至爭城奪地，“以還相吞滅”［３］。在這種紛擾混亂的局面中，廣大士人無不反復思量，進行著關乎未來命運的選擇。在諸多軍閥中，袁紹聲名最著、實力最強，而曹操勢單力薄，還沒有形成自己穩固的基地。我們知道，曹操早年軍事勢力的發展一波三折，很不順利，究其原因，恐怕主要在于他出身閹宦家庭，缺乏社會基礎，故其內心頗覺自卑，［４］他在《讓縣自明本志令》中直言不諱地說“本志有限”，又“常自損”，反董卓之亂時，初次募兵僅得五千，第二次募兵揚州，險些喪生，僅得三四千人。董卓西遷后，操為奮武將軍、東郡太守，尚須仰仗袁紹的支持。正是在這種情況下，荀彧卻由袁紹幕下轉投曹操，這確是一個出人意料的選擇。

    荀彧“明有意數”，他做出這一選擇一定是經過深思熟慮才會下定決心，而絕非一時沖動。仔細分析起來，有如下二點原因：一是茍彧“見漢室崩亂，每懷匡佑之義”［５］，但袁紹卻不以漢廷為意，多有僭逆之舉，曹操對袁紹等人在反董卓時擁眾十余萬，“日置酒高會，不圖進取”深表不滿，屢“責囔之”，［６］并以五千之兵出擊滎陽，險些喪生，從而贏得了很高的聲譽。二是就個人才能而言，荀彧以曹操“有雄略”，而袁紹不善任人，“終不能定大業”。［７］正是這兩點因素，決定了荀彧的取舍。曹操得荀彧，欣喜之極，說：“吾之子房也”。此后，從初平二年（１９１）至建安十七年（２１３）的２０余年間，荀彧一直是曹操的首席謀臣，在他的輔助下，曹操逐漸走上了統一北方的征程。

    曹操在兗州鎮壓黃巾余部，起初頗得兗、豫豪杰鮑信、張邈、陳宮等人支持。但興平元年（１９０）曹操用兵徐州，攻打陶謙，張邈等倒戈，迎立呂布，“兗州諸誠皆應布”，“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９］當時荀彧為兗州留事，他以智謀勸退豫州刺史郭貢，穩定鄄城，又命東阿人程昱曉諭東阿、范城守將，“卒全三城，以待太祖”。此役倉卒，全賴荀彧冷靜處置。如果兗州失守，曹操進退兩難，必將陷入腹背受敵的困境之中，即使不被消滅，也會淪為散兵游勇，難有作為。

    此一事變，出于肘腋，說明曹操在兗州的統治很不牢固。張邈、陳宮本與曹操親善，《三國志·呂布傳》載邈與袁紹有隙，紹命操殺邈，故“邈畏太祖終為紹擊己也，心不自安”。其實，這只是表層原因，以兗州豪杰皆反，“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的情況看，其中必有深層原因。據田余慶先生考證，“真正的原因是曹操殺了曾做過九江太守的邊讓，得罪了世家大族”［１０］。史稱曹操殺邊讓，“自是士林憤痛，民怨彌重，一夫奮臂，舉州同聲，故躬破于徐方，地奪于呂布，彷徨東裔，蹈據無所”［１１］。這里明確揭示了曹操殺邊讓的危害及其在兗州統治的危機。

    面對這種局勢，必須對癥下藥，調整相關戰略和政策，以圖再舉。在這方面，荀彧深謀遠慮，在制定新的規劃中發揮了很大作用。興平二年，陶謙病死，曹操本想借機攻徐，彧為之計曰：

    昔高祖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今雖殘破，猶易自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不先定。［１２］

    在這里，他明確提出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的戰略方針，詳陳擊破呂布的戰術安排，堅定了曹操的信心，促使他放棄攻徐之策。毫無疑問，此前曹操對未來局勢并無明確認識，頭腦中存有流寇思想，尚未理解根據地建設的重要性。因此，荀彧“深根固本”之策的提出，標志著曹操勢力走上了穩定發展的道路。此后，曹操在兗、豫一帶收編軍隊，招攬士人，協調與大族的關系，興辦屯田，遣使入關貢奉，從而聲名日著，成為一支重要的割據力量。

    迎奉漢獻帝：“挾天子以令諸侯”

    曹操雖轄有兗州，著力招攬士人，但“贅閹遺丑”的身份一直制約著其事業的發展。如何才能改變形象，與袁紹等人分庭抗禮呢？曹操一直為此而努力。從其發展歷程看，其處境發生根本性轉變，應該說是在建安元年（１９６）迎奉漢獻帝都許之后，而迎奉漢獻帝，荀彧發揮了重大作用。

    眾所周知，東漢王朝在黃巾起義后，早已名存實亡。漢獻帝又為賊臣董卓所立，先被挾持到關中，受制于李嶒、郭汜之手，后又被白波賊楊奉等挾持到河東。在這種情況下，關東諸多軍閥都有條件迎奉漢獻帝。清代學者王先謙在《后漢書集解》卷７３校補上便說，當時袁紹、袁術、公孫瓚、劉表諸人“皆嘗雄視一時”，其力量足以“匡正帝室”，而“（曹）操之勢尚微”，不能與諸強爭先。但袁紹等以為漢運已盡，急于取而代之，袁術便是最早稱帝號者。這便給曹操提供了一個機會。早在初平、興平之際，毛玠便建議曹操“宜奉天子以令不臣”，同時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１３］胡三省曾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