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操之所以芟群雄者，在迎天子都許、屯田積谷而已；二事乃玠發其謀也。”［１４］這是就謀略而言，但實際上當時曹操在兗州立足未穩，還無力付諸實施。此事正式提上議事日程是在興平末年。當時獻帝自河東還洛，曹操議迎天子，但幕中發生分歧，有人以“山東未平”為由，極力反對，曹操猶疑未決。在此關鍵時候，荀彧力排眾議，主張立刻迎奉獻帝。他指出：

    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為累，明矣。……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后雖慮之，無及。［１５］

    在這段對話中，荀彧力陳迎奉天子是“從民望”、“服雄杰”、“致英俊”的關鍵，是“大順”、“大略”、“大德”之舉，這在歷史上是有成功先例可循的。果然，曹操親赴洛陽迎奉獻帝都許，“挾天子以令諸候”，取得了極大的輿論優勢，為其勢力的發展提供了極大的便利。

    如所周知，東漢王朝雖名存實亡，但兩漢綿延數百年，倡行儒學教化，士人尤重名節，出處去就無不講求儒家道德規范。就東漢末年的情況而言，誰擁戴漢獻帝，誰便取得了“名份”，追隨他的士人也免去了失節之憂，從而獲取大量的名士人才。對此，王夫之便感嘆“三代以下之天下，名之維持也大矣”［１６］。當然，在王朝更迭之際，真正殉難守節者畢竟是少數，那些操縱權柄的軍閥更無忠義可言，關鍵是持有“名份”。胡三省便說：“名存而實亡，愈于名實之俱亡”［１７］。王夫之說得更明白，“夫無君之心”，曹操無異于袁紹，“操之勝也，名而已矣”。［１８］

    漢獻帝既然只是一個工具，那就有一個利用的問題，利用得好，事半功倍；利用得不好，弄巧成拙。董卓、李嶒、郭汜等都挾持過漢獻帝，非但沒有獲取多少贊譽，反因凌辱天子而遭唾棄。袁紹恐怕也正是看到這一點才有所畏懼的。但從曹操的情況看，他對獻帝這張牌使用得很成功，而這一功效的取得，與荀彧居中協調關系甚大。獻帝都許后，荀彧任漢廷侍中、尚書令，“常居中持重，太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彧籌焉”［１９］。荀彧作為大族名士的“首望”、漢廷的宰輔和曹操的謀主，成為聯結士人與曹操的紐帶、溝通漢廷與曹幕的橋梁，有效地協調其間的關系，化解其間的矛盾。正因為如此，曹操迎奉漢獻帝產生了廣泛的社會影響，袁術之謀士張承、公孫度之謀士涼茂，呂布之謀士袁渙等都以為曹操“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２０］。其他如關隴、河北、荊襄和江南諸地人士都有類似看法，以至各地士人紛紛投歸許都，［２１］出現了“是時許都新建，賢士的這使得曹操大夫四方來集”［２２］的情形。如王朗、華歆、陳群等中原勝流都是在此前后歸附曹操在人才的數量與質量上都大大超過了袁紹、劉表諸人，并且取得了正統名份，而其他割據者皆淪為偏霸與僭逆，只有坐以待斃了。

    舉薦士人：協調曹操與大族名士的關系

    曹操用人重才能，唯才是舉，明確提出了“治平尚德行，有事賞功能”的用人方針，以破除漢末尚名背實，朋黨交結的弊失，取得了顯著的效果。這是不爭的事實。不過，以往人們對這一問題的認識有片面化的傾向，以為曹操推行“唯才是舉”是專用來排斥大族名士的，曹操與大族似乎水火不容。這是簡單化的不正確的看法。

    東漢之世，世家大族一直處于左右政局的重要地位，享有各種特權。隨著東漢王朝的瓦解，各地區的大姓豪杰之士成為割據政權的社會基礎，割據者必須爭取他們的支持，起用其士人代表，否則其割據便難以成功。這樣，曹操也必須注意招攬大姓名士，以免重演殺一邊讓而舉郡皆反的悲劇。因此，他雖力行“唯才是舉”，但“只能從大姓、名士中選用他所需要的人才，也仍然需要大姓、名士推薦他所需要的人才”［２３］。依我之見，曹操與世族名士的關系總的說來是以合作為主，這不是故意曲為之解，只要我們將當時其他割據者與大姓名士的關系略作考釋，便會明白這一點。如袁紹雖為大姓子弟，但割據河北“征北海鄭玄而不禮”，又“逼玄隨軍”南征，還責命曹操殺楊彪、梁紹和孔融，［２４］至于誅殺田豐等人更是有目共睹。公孫瓚據幽州，“多所殘害”；“殺害州府，衣冠善士殆盡”；［２５］“纘統內外，衣冠子弟有材秀者，必抑使困在窮苦之地”［２６］。公孫度據有遼東，對郡中大姓“皆以法誅，所夷滅者百余家，郡中震栗”，甚至掘冢焚尸，以泄其恨。［２７］陶謙任徐州刺史，“背道任情”，趙昱等“徐方名士”，或以“忠直見疏”，或以諫爭“拘執”，“刑政失和，良善多被其害”。［２８］孫策“平定吳會，誅其英豪”［２９］，所謂“英豪”，即指江南名士。據田余慶先生考證，孫氏兄弟先后誅殺了許貢、盛憲、周昂、周昕、周颙、王晟、沈友、高岱等。［３０］如再追述孫堅攻殺王容、孫策害陸康的史實，可以說孫氏父子雙手沾滿了世族名士的鮮血。

    與上述人物相比，曹操有過類似的舉動，如他先后殺害過邊讓、孔融、楊修等名士，但并沒有像公孫瓚、公孫度、陶謙等人那樣，始終以大族為敵，以斬盡殺絕為快，而是盡力招攬士人，爭取他們的合作。曹操這樣做，除了有漢獻帝都許這一有利因素外，尚有二點因素。其一是他本人雖有閹宦家庭的背景，但他進入過太學，受過良好的教育，與士大夫階層多有共識，并一再得到橋玄、何颙、許劭、李纘、王俊、袁紹等人的獎掖與好評。［３１］故唐長孺先生說：“（曹操）雖然出身宦官家庭，但早就擠入了名士行列”［３２］。這使得曹操能夠與名士交結與溝通。而另一個重要原因便是荀彧的“居中持重”。他每每在關鍵時刻勸阻曹操，以免發生過激之舉，如阻止曹操拘捕楊彪。更重要的是他從長遠計，大量引薦名士進入曹操幕府，逐漸改造曹操政權的性質。曹操收羅人才，荀彧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也就是說，如果沒有荀彧的特殊身份與舉薦之力，曹操絕不可能網羅那么多的大姓名士。關于這一點，《三國志·荀彧傳》注引《彧別傳》載：

    前后所舉者，命世大才，邦邑則荀攸、鐘繇、陳群，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郗慮、華歆、王朗、荀悅、杜襲、辛毗、趙儼之儔，終為卿相以十數人。取士不以一揆，戲志才、郭嘉等有負俗之譏，杜畿簡傲少文，皆以智策舉之，終各顯名。荀攸后為魏尚書令，亦推賢進士。太祖曰：“荀令之論人，久而益信，吾沒世不忘”。&h