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人物多是漢魏之際大姓名士的代表，后來成為曹魏政權(quán)上層的骨干，也成為魏晉士族門閥的重要組成部分。當然，荀彧舉薦的名士遠不止這些，可考者尚有仲長統(tǒng)、孫資、嚴象、韋康等，后來曹操平定河北與荊襄，荀彧也舉薦當?shù)卮笮彰�士。荀彧舉人，雖重門第閥閱，但更重才識與德行，故其所薦之人多名符其實，有吏治執(zhí)事之能。舊史上多稱其慧眼識人，用心平允，《三國志》荀彧本傳注引《典略》云：

    或折節(jié)下士，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或有群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彧：“以君當事，不可不以其為議郎邪？”彧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眾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

    荀彧所舉之才，雖來自北方各州郡，河南、河北、關(guān)東、關(guān)中皆有代表，但細究其籍貫，尤以潁川人士為多，如荀攸、鐘繇、杜襲、戲志才、郭嘉、荀悅、辛毗、趙儼等，這不排除其鄉(xiāng)里觀念的影響，但更主要的原因在于潁川是曹操掌握的勢力范圍，一直是東漢文化最發(fā)達的地區(qū)，人才輩出，特別盛產(chǎn)謀略與法治之才，當時人便盛稱“汝、潁多奇士”［３３］。所謂“奇士”，就是指具有出眾政治才能的名士。［３4］因此，荀彧所薦人才正與曹操用人唯才的標準相合，如戲志才、郭嘉、荀攸等都是當時一流的謀略家。從另一方面來說，曹操所用人才多來自大姓豪門，這樣的人才越多，其政權(quán)性質(zhì)的變化便越大，從而逐漸向大族名士靠攏。同時，荀彧建議曹操重視儒學，倡行教化，即“外定武功，內(nèi)興文學，使干戈戢睦，大道流行。”又說：“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六經(jīng)，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圣真，并隆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３５］很顯然，荀彧希望復興儒學，從而抑止當時盛行的刑名之治。當時陳郡袁渙也提出了類似的政治主張，這都說明了儒家大族人物試圖改造曹操政權(quán)的意圖。當然，這是一個漫長而充滿艱難的過程。但荀彧輔佐曹操，“從容與太祖論治道”，使得曹操雖與士大夫階層間有沖突，但始終以合作為其主流而不至陷入破裂的窘境，從而形成了魏晉士族的一批核心力量，產(chǎn)生了深遠的歷史影響。《晉書·荀勖傳》載曹操之言曰：“荀文若之進善，不進不止；荀文休之退惡，不退不休。”對此，《三國志·荀彧傳》注引《彧別傳》曰：“彧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海內(nèi)英俊咸宗焉。司馬宣王常稱書傳遠事，吾自耳目所從聞見，逮百數(shù)十年間，賢才未有及荀令君者也”。由此可見，漢晉間士人無不以荀彧為“儀表”，連一代梟雄司馬懿也不忘其提攜之恩，崇敬有加。也正是這個司馬懿，最終代表儒學大族顛覆了曹魏政權(quán)，使歷史又回到了東漢時期大姓名士執(zhí)掌政權(quán)的軌道，并逐漸形成了典型的門閥政治的局面。這樣看來，司馬懿對荀彧的崇敬一點也不奇怪。通過這兩位歷史人物的感情溝通，我們可以深刻地領(lǐng)悟漢晉間歷史的變化及其內(nèi)在的合乎邏輯的聯(lián)系。

    官渡之役：“天下之定，彧之功也”

    建安五年（２００）發(fā)生的官渡之戰(zhàn)，是曹操統(tǒng)一中原的決定性戰(zhàn)役。此前，袁紹割據(jù)河北，轄地最廣、士眾最盛、實力最強。但曹操終以弱勝強，其中原因固然很多，若單就荀彧個人的作用看，不能不說他謀劃之功甚巨。

    首先，荀彧洞悉局勢變化，比較袁、曹優(yōu)劣，激勵曹操斗志。袁紹兼并河北四州后，對曹操挾持天子深表不滿，“內(nèi)懷不服”，“其辭悖慢”，曹操深感壓力，“出入動靜變于常”，并以紹書示彧，以“力不敵”為憂。袁、曹決戰(zhàn)勢所不免，兩強相爭，勇者勝。荀彧開導曹操說：“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茍非其人，雖強必弱”，而雙方相較，曹操在用人、機謀、治軍、德行諸方面都勝過袁紹，以“四勝輔天子”，無往而不勝。［３６］當時，不僅曹操心懷憂慮，史稱“紹甲兵甚盛，議者咸懷惶懼”［３７］。孔融便直言袁紹南下有必得之勢。而荀彧鎮(zhèn)定自若，反復申述曹操的優(yōu)勢，消除了許都士眾的恐慌心理，堅定了抗袁的決心，并著手進行軍事上的準備。

    其二，戰(zhàn)略規(guī)劃與戰(zhàn)術(shù)安排。與袁紹相比，曹操在軍事實力上畢竟處于下風，要想取得決戰(zhàn)的勝利，必須精心規(guī)劃，制定出可行的戰(zhàn)略與戰(zhàn)術(shù)。早在建安二年（１９７）荀彧便預見到了未來的袁、曹決戰(zhàn)。當時曹操北邊有勁敵袁紹，東面受制于據(jù)有徐州的呂布，南面有張繡、劉表，西面則有關(guān)中的馬超、韓遂，曹操多面受敵，這是兵家之大忌。為解除這一困境，荀彧要求曹操乘袁紹忙于兼并公孫瓚之機，東擊呂布、西定關(guān)中。《三國志》荀彧本傳載此策曰：

    彧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guān)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兗、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為將奈何？”彧曰：“關(guān)中將帥以十數(shù)，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強。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眾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鐘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

    曹操依此計，建安三年破張繡、擒呂布，并以鐘繇督守關(guān)中，解除了四面受敵的困擾，從而全力經(jīng)營北部邊防，準備與袁紹決戰(zhàn)。

    其三，在戰(zhàn)爭中穩(wěn)固后方，鼓勵曹操待機突擊。建安五年袁紹舉軍南下，雙方相持于官渡。由于曹操兵少力薄，人們以為操必敗無疑，故許都以南各郡縣紛紛響應袁紹，軍中不少將領(lǐng)也暗中與袁紹通消息。《三國志·趙儼傳》載：“時袁紹舉兵南侵，遣使招誘豫州諸郡，諸郡多受其命。”同書注引《魏略》說：“太祖北拒袁紹，時遠近無不私遺箋記，通意于紹。”此情此景，確可謂“四方瓦解，遠近顧望”［３８］。這種危局若不迅速穩(wěn)定下來，曹操必然軍心動搖，自行潰敗。這一重任又落在了留守許都的荀彧肩上。他首先平息朝臣的反曹情緒，進而加強對譙郡、潁川等地的控制，平息叛亂，穩(wěn)定前線的軍心。如陽安郡守李通為支援前線，“急錄戶調(diào)”，趙儼上疏荀彧，以為“百姓困窮，鄰城并叛”，操之過急，“必致寇害”，彧報曰：“輒白曹公，公文下郡，綿絹悉以還民”，致使“上下歡喜，郡內(nèi)遂安”［３９］。由于荀彧采取了一系列的安撫措施，從而逐漸平息了地方叛亂風潮，使曹操得以堅守官渡前線。

    官渡之役，袁、曹相持約有半年，袁紹兵多糧足，而曹操缺兵少糧，相持既久，曹操難以固守，想退師許昌。荀彧得其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