稱“人門”，也叫“生門”，這才是供人們日常出入的。在一年中，寬敞的儀門一般會開幾次，比如逢著新官到任，或迎接同級、上級官員來訪，縣官就會下令大開儀門，自己也整冠出迎至儀門之外、大門以里，賓主從儀門而入（賓走西階，主走東階）。大堂如有重大慶典、禮儀活動或審理重大案件時也大開儀門，讓百姓人等從中門而入，到大堂前參加慶典或觀看縣官審案。
   
     聽著介紹，我不禁感嘆古人的規矩太多。縣衙博物館專門研究官衙文化的劉鵬九先生笑了：“細說起來規矩才多呢！你們年輕點的才不耐煩呢！”劉先生說，下級官員初次拜見上級官員要身著公服，從儀門東側的便門進來，到長官面前要先將寫有自己職銜、履歷的名柬交上去，口稱“卑職給大人請安”，行半跪禮。人家請就坐，還要謝座。就坐后，側身面向“領導”，取半坐姿勢，回答領導第一句話要起立作答，等領導示意坐下再就坐。一般談話要結束的時候，侍者會端茶過來，但這茶千萬不能喝，這是領導表示“你該走了”，即所謂“端茶送客”，這時不立馬告退的都是傻子。俗話說“官大一級壓死人”，在清代的官場，這句話可真是一點不夸張。

    刑具多多 氣氛森嚴
      
    進了縣衙大門，百米長的青石甬道穿過儀門直通大堂。大堂、二堂、三堂是縣衙中軸線上的三大主體建筑，都建在高高的臺基上，顯得格外高大巍峨。其中大堂是整個衙門的中心建筑，最為壯觀。大堂面闊五間，高１１米多，建筑面積２４８平方米。大堂上方懸掛著“內鄉縣正堂”行楷金字匾額，堂前粗大的黑漆廊柱上有抱柱金聯，上聯是“欺人如欺天毋自欺也”，下聯是“負民即負國何忍負之”。在高度集權的政治體制下，知縣掌握著一縣的行政、立法、司法大權，這幅清代名聯是大權在握、缺少制約的官員對自己的告誡。
    
    大堂是知縣發布政令、舉行重大典禮、公開審理案件的地方，也是我們最為熟悉、在電視上看得最多的地方。（圖４）內鄉縣衙大堂中央有一暖閣，是為知縣審案設的公堂，內有三尺公案，上面放著驚堂木、文房四寶及紅綠頭案簽。紅頭簽為刑簽，是下令動刑的；綠頭簽為捕簽，是下令捕人的。當這簽擲地有聲的時候，便意味著一項重大案件正在審理的過程之中，馬上就有人要皮開肉綻或被捉拿歸案了。看看內鄉縣衙大堂的架勢，或許能讓我們感覺到古代官衙的嚴刑峻法。
   
    暖閣正面屏風上繪著海水朝日圖，寓意是為官者要清似海水，明如日月。再上頭，照例有“明鏡高懸”的匾。

       
    暖閣前地坪上保留有兩塊青石板，東為原告石，西為被告石。兩塊石板上現在留有四個明顯的跪坑，那是古人拿膝蓋磨出來的。暖閣外兩側分別擺放著堂鼓、儀仗及刑具。東側的刑具架上，擺著１０多根黑紅各半的水火棍，據說黑色象征水，紅色象征火，寓意是罪犯的行為和國家的法律猶如水火互不相容。細看起來這些刑具很有講究，有比較細的竹板，有粗大的木板，木板又有寬的、窄的和四棱子的，打起人來自然輕重大不相同。(圖５)
     
     據介紹，古代司法的主導思想是主張息訟，不主張打官司，所以有“入門三分罪”的說法，原告、被告都要長跪在堅硬的石板上，都要吃板子。受刑時男女不同，打男人是放翻在厚實的椿木凳上打屁股（據說打屁股是大唐天子李世民發明的，唐以前刑罰沒固定部位，常打在腰背上，把人當場打死。李世民看到一張針灸圖，發現腰背上穴位很多，而屁股上穴位很少，于是開恩下了圣旨，從此公堂上打屁股就成了定例）；打女子則打在手掌上。
      
     相比起來，西側的刑具更可怕，墻根擱著夾棍，墻上掛著拶子。夾棍由三根木頭做成，俗稱“三木之刑”，是在審理人命案或者其他重案時，對證據確鑿而拒不認罪的男性人犯使用的。據說上了夾棍疼痛難忍，手上加點勁就會夾斷腿骨。拶子是為女犯人準備的，是專夾女人手指的刑具，也能讓人痛徹骨髓。古代男人勞動主要靠腿，女人勞動主要靠手，所以夾棍和拶子這樣的刑具破壞的都是人的勞動能力。即便是在殘酷的古代，使用這樣的刑具也必須稟告上級，驗明烙印，并且限定在一次案件中對同一個犯人使用不得超過兩次，否則就按酷刑逼供論處。
     
    審案時，堂役擊堂鼓三聲，三班衙役兩廂伺立，齊聲高叫升堂，知縣身著官服從暖閣東門進來，坐上大堂，然后原告被告被帶上來，分別在大堂的原告石和被告石上跪下。退堂時也擊鼓三聲，叫做退堂鼓。退堂鼓成為日常生活用語，可見衙門文化的影響。
    
    明清兩代，知縣很講究大堂辦事，為的是能“日與百姓相見”，加強他在百姓心目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