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quo;積弊多多的衙門如同陷阱，老百姓一旦進來，就很難全身而退。有一首《息訟歌》曾廣為流傳，專說衙門中人如何“索錢有方”：
     
    “聽人教唆到衙前，告也要錢，訴也要錢。差人奉票有逢簽，鎖也要錢，開也要錢。地鄰干證車馬連，茶也要錢，酒也要錢。三班丁書最難言，審也要錢，和也要錢。自古官廉吏不廉，打也要錢，抄也要錢。”

    千里做官 只為吃穿
      
    《十五貫》中的胡來胡知縣有段很精彩的唱詞：“兩個老婆來告狀，我一人罰她倆雞蛋；兩個鐵匠來告狀，我一人罰他兩張鐮。”《竇娥冤》中，楚州太守出場白就是：“我做官的勝別人，告狀來的要金銀，若是上司來刷卷，在家推病不出門。”開庭審問時，太守見張驢兒跪下，竟然也急忙下跪。下屬說：“他是告狀的，怎生跪他？”太守答：“你不知道，但來告狀的，就是我的衣食父母！”
       
    戲劇是夸張的，這樣不要一點體面的貪官兒可能并不多見。衙門里也出了不少好官，戲劇中“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的唐成不用說，放浪形骸的鄭板橋當了縣官，曾做詩說：“衙齋臥聽蕭蕭竹，疑是民間疾苦聲。些小吾曹州縣吏，一枝一葉總關情。”其關心民間疾苦之情殷殷。當然，極好和極壞的官兒都是少數。封建時代官場廣為流傳的“千里去做官，為的銀子錢”（另一個版本是“千里去做官，為的吃和穿”），恐怕道出了大部分官員真實的心態。
       
    古代實行嚴格的回避制度，做官必須到離自己家鄉５００里以外的地方去，所以元明清三代內鄉的幾百個縣官沒有一個是本地人。離開家鄉幾百里甚至千里之遙去做官，目的是謀得終身吃穿，所以才會有“三年清知府，十萬雪花銀”的說法。有人算過一筆賬，知府每年的俸祿為１０５兩，養廉銀每年４０００多兩，三年的合法收入是１２３００多兩，一位清正廉潔的知府，怎么會掙到１０萬兩雪花銀呢？原來還有名目繁多的“敬”，夏天有“冰敬”，冬天有“炭敬”，過年過節、婚喪嫁娶還有拜禮、賀禮等，算下來每年可得數萬兩，這樣一個任期下來，十萬銀子就到手了。當時人們對官吏廉與不廉有這樣的區分標準：“廉者有所擇而受之，不廉者百方羅致，結拜師生、兄弟以要之。”
    
    為了使官員清廉，清朝獨創了養廉銀制度。當時官員的俸祿很低，七品官年薪４５兩銀子，每月合３兩多。按當時一般官吏的生活標準，３兩多銀子只夠五六天的花費。于是地方官在收稅時普遍加收所謂“火耗”，來增加自己的收入。雍正皇帝把這些“火耗”全部收歸國有，然后再從中拿出一部分做養廉銀，把官員的這部分收入合法化。當時縣官的養廉銀在每年１０００兩左右。但養廉銀也不能遏止貪污索賄之風。
      
    清朝的官員中，還有不少是捐納得的官———根據當時的制度，士民向國家捐資納粟，就可以取得官職。皇帝通過捐納來增加國家收入。捐納在中國歷史上由來已久，最早出現在秦始皇四年（公元前２４１年）。到西漢時，捐納已經形成制度，但最高只能買到相當于縣令的官職。東漢靈帝賣官明碼標價，張榜公布，現錢交易者還可以優惠。此后歷代都有賣官之舉。到清代，捐納風更盛，康熙時出銀４０００兩可捐一知縣，以至全國捐納知縣達５００多人。道光時捐一知縣的價碼跌到９９９兩。按照捐納制度，士民不僅可以捐官，而且可以捐封典、捐虛銜及穿官服的待遇。出錢捐官的人大都是“將本求利”，當上官后很少有不魚肉百姓的，他們中飽私囊，殘民害政，更造成衙門的嚴重腐敗。
     
    捐納知縣手下的師爺，往往都是知縣借貸金店銀號的銀兩時，金店銀號安插的人，是捐官“股份公司”的“股東代表”。這種人惟利是圖，最會貪贓枉法、徇私舞弊，知縣明知也不敢加以阻攔。

    小小門包 禍害不淺
    
    內鄉縣衙嚴格遵循坐北朝南、左文右武、前朝后寢的傳統禮制。大堂之后有宅門一道，走過宅門，就是縣官私人、半私人的區域了，一般人是很難進入的。在宅門這樣的咽喉所在，有兩間很小很普通的房子，這是門子房，住在這里的守衛者不經意間占據了官員與一般人信息溝通的要道。
    
    守衛門子房的人叫門人或門子，一般是由知縣親屬或親近的人擔當。一般的平民百姓要想見到縣官必須先買通這里的門子。
      
     清朝著名詩人趙翼說：“今世所謂門子，乃衙署中侍茶捧衣之賤役也。”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