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封禹王臺岣嶁文

    開封禹王臺龜背建筑禹王廟的西廂房內，有一通“夏禹碑”。夏禹碑，也稱岣嶁碑、岣嶁禹書、蝌蚪文或岣嶁文等。目前，國內學者普遍認為，此碑原刻于湖南境內南岳衡山的岣嶁峰上，故稱“岣嶁碑”。由于相傳此碑內容頌揚的是夏禹治水的豐功偉績，所以也被后人稱為“禹碑”、“禹王碑”、“大禹功德碑”等等。
  
    包括開封在內，全國各地的“夏禹碑”原刻果真出自湖南衡山岣嶁峰嗎？還是另有更深厚的歷史文化背景？這是長期以來國內學術界難以回答的一個棘手問題。它如同夏、商、周歷史文化斷代一樣，貌似存在卻查無實據。
  
    通過對開封歷史的探討，本人對“夏禹碑”產生、內容和傳承的歷史情況，有了一些淺薄的認識和了解。現整理出來與世人商討，以取得共識，也為堯、舜、夏、商的中心地區在開封提供一點證據。

九尾狐

    1、“夏禹碑”的來由。帝堯時，中原出現的大洪荒泛濫成災，百姓愁苦不堪。帝堯的執政官虞舜巡視天下，選用大禹主持治水之事。大禹接受任務以后，立即召集百姓前來協助。他視察河道，改革治水方法，變堵截為疏導，親自翻山越嶺，淌河過川，拿著工具，從西向東，一路測度地形的高低，樹立標桿，規劃水道。他帶領治水的民工，走遍九河下游之地，根據標桿，逢山開山，遇洼筑堤，以疏通淤塞的水道，引洪水入海。大禹為了治水，費盡腦筋，不怕勞苦，從來不敢懈怠。他與涂山氏女名女嬌（九尾狐女）新婚不久，就離開妻子，重又踏上治水的道路。后來，他路過家門口，聽到妻子生產，兒子呱呱墜地的聲音，都咬著牙沒有進家門。第三次經過的時候，他的兒子啟正抱在母親懷里，他已經懂得叫爸爸，揮動小手和大禹打招呼。大禹只是向妻兒揮了揮手，表示自己看到他們了，還是沒有停下來。三過家門而不入, 正是他勞心勞力治水的最好證明。
  
    在治水的過程中，大禹走遍天下，對各地的地形、習俗、物產等了如指掌。大禹重新將天下規劃為九個州，并制定了各州的貢物品種。由于大禹治水成功，繼承了堯帝地位的帝舜在隆重的祭祀儀式上，把一塊名喚“理水”的黑色玉圭賜給大禹，以表彰他治水的功績，并向天地萬民宣告治水成功和天下大治。不久，又封大禹為夏伯，以夏為其封國。

大禹像

    帝舜在位三十三年時，正式將大禹推薦給上天，把帝位禪讓給大禹。十七年以后，帝舜在南巡中逝世。三年治喪結束，大禹避居夏都陽城，將帝位讓給帝舜的兒子商均。但天下諸侯都離開商均去朝見大禹。在諸侯們的擁戴下，大禹正式即天子位，卻堅持不稱帝，謙遜地稱王。最初以陽城為都城，國號為“夏”。他改定歷日，以建寅之月為正月，又收取天下的銅，鑄成了九鼎，作為天下共主的象征。
  
    夏禹治水時，河水中浮出了神龜，背負文字，有數至九，大禹用它制成了以“五行”居首，治理國家必須遵循的九類根本大法，即“洪范九疇”，后人稱之為“洛書”。“河出圖”、“洛出書”表示太平時代的祥瑞。現在人們以為“洛書”、“河圖”僅僅出自于豫西一帶，豈不知開封自古就是“龍馬負圖”、“神龜負圖”歷史文化的發生地。開封陳留東北的河圖村和市內北大寺包公石刻“龍馬負圖處”就是明證。
  
    禹王在位十五年后逝世，葬在距離王都不遠的會稽山，但現在傳說在浙江紹興，終年一百歲。但是，杞縣也有夏陵地名和夏禹祀廟。后人在夏禹祀廟內撰刻了“夏禹碑”，以懷念夏禹治水的功德。
  
    2、“夏禹碑”隨中原文化傳承。從歷史考證的層面上來探討，我們認為：大禹治水的地區主要在河北東南部、河南中東部、山東西南部，以及淮河北部一帶。之后數千年，大禹作為我國古代偉人中最受人們崇敬的偶像，民間到處都流傳、建立或保留著他的故事和遺跡。但是，“夏禹碑”被普遍認為出自湖南境內南岳衡山的岣嶁峰，這是有著很深歷史背景的。
  
    據中國最古老的地理書《山海經·山經·中山經》中記載：“又東四十五里，曰衡山，其上多青雘，多桑，其鳥多鸜鵒。”同時還記載：“東南五十里，曰衡山，上多寓木、豰、柞樹，多黃堊，白堊。”說明“衡山”在“大荒”的“中山”之中。但是，“大荒”、“中山”具體在何地，人們至今也沒有弄清楚。
  
    又據西漢《戰國策·魏策一》記載：“昔者，三苗之居，左彭蠡之波，右洞庭之水，文山在其南，衡山在其北。恃此險也，而禹放逐之。”其實，“彭蠡”、“洞庭”、“文山”、“衡山”以及“長沙”、“九嶷山”、“蒼梧”等全部是《山海經》所記載“大荒”中的地名，可是由于夏、商、周文化斷代，后人不知這些地名的具體方位在那里。到了漢代，江南之地的“彭蠡湖”即“鄱陽湖”、“洞庭湖”和“長沙”等地名開始出現，人們自然便將兩者聯系起來。既然“長沙”在湖南，那么“衡山”、“九嶷山”、“蒼梧”等地名在湖南長沙一帶才符合歷史記載。于是，《山海經》“大荒”中的地名便順理成章地安置在南方的湖廣地區。
  
    經考察，湖南“長沙”之名，為公元前206年項羽滅亡秦朝，分封諸侯國之后，由“臨江”改名而來。說明戰國之前，“長沙”并不在湖南之地。這一情況同樣適用于“衡山”等地名，這是漢代中原文化被大傳播的結果。
  
    公元292-372年，東晉長沙相羅含在湖南衡陽最早的文學作品《湘中記》中記載：“岣嶁山有玉牒，禹按其文以治水，上有禹碑。”公元474年前，南北朝時期具有“南岳九仙”之一徐靈期在《南岳記》中也記載：“云密峰有禹治水碑，皆蝌蚪文字。”“夏禹導山通瀆，刻石名山之巔。”雖然兩者所記的地點不一，一說在岣嶁峰（即祝融峰），一說在云密峰，但也相差不大。而同一時期的南梁尋陽太守劉顯（公元481—543年）在《粹璣錄》中記載地更為詳細：“蕭齊高祖子鑠封桂陽王，有山人成翳游衡岳，得禹碑，摹而獻之。王寶之，爰采佳石翻刻，始見于世。”
  
    這些史料均記載，通過漢代中原文化大傳播之后，湖南長沙的衡山上出現了禹王封禪、郊祀的玉簡文書—— “玉牒”、或稱“蝌蚪文字”、“禹碑”。
  
    3、《夏禹碑》隱現之謎及其文化價值。直到北宋末期的千百年間,無數人訪遍湖南長沙衡山,誰也沒有見到《夏禹碑》，即《岣嶁碑》存在的實物依據。唐代散文家韓愈登上衡山，因未見到禹碑而大發感慨，賦詩發牢騷說：“岣嶁山前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樸奇。蝌蚪拳身薤葉披，鸞飄鳳泊拿蛟螭。事嚴跡秘鬼莫窺，道人獨上偶見之。我來咨嗟涕漣湎，千搜萬索何處有?”
  
    唐代文學家劉禹錫也未曾見到《岣嶁碑》，無不遺憾地賦詩說：“常聞祝融峰，上有神禹碑。古石瑯玩姿，秘文璃虎形。”
  
    他們都為不知此碑蹤跡深表惋惜。宋朝著名金石家歐陽修和趙明誠，曾遍搜天下著名碑刻，將其匯編成文，其中也不見《岣嶁碑》的記載。
  
    公元992年，北宋王朝完成了的最重要、最龐大的文化工程之一——《淳化秘閣法帖》的搜集和編印工作。其中，雖然有《夏禹書》的存在，但同樣沒有“禹王碑”，即《岣嶁碑》的記載。如此重要的碑帖不應該被北宋王朝遺漏，這只能說明“禹王碑”，即《岣嶁碑》當時還沒有被發現或被認可。
  
    直到公元一○七九年前后，才有北宋末期的朝奉郎（文散官名）劉跂將“禹王碑”，即《岣嶁碑》刻石在峋嶁山上的記載。據明代書法理論家豐坊在《書訣宋石刻》中證實：劉跂“官終朝奉郎。臨夏大帝玉冊文變大，刻石在峋嶁山。”“臨”為臨摹；“玉冊”，即“玉策”，是帝王祭祀告天的冊書，舊謂“天書玉冊”，為天子受命的瑞征。可見，“禹王碑”，即《岣嶁碑》出自北宋王朝朝奉郎劉跂任職的開封，而不是自夏代就在衡山峋嶁山原有的。自從居住于開封的朝奉郎劉跂將“玉冊”《岣嶁文》刻石在湖南衡山以后，衡山上才開始出現“禹王碑”，即《岣嶁碑》的實物蹤跡。
  
    公元1212年，即南宋嘉定五年，四川人何致游湖南南岳衡山時，將《岣嶁碑》全文臨拓復刻于長沙岳麓山云麓峰。明代長沙太守潘鎰于岳麓山找到此碑，拓印后傳播全國各地，自此岣嶁碑開始以拓本流傳而名聞于世。之后，云南大理、四川北川、江蘇南京棲霞山、河南禹州、陜西西安碑林、浙江紹興、湖北武漢均有翻刻。
  
    據湖南方面史料記載：“禹王碑”，即“岣嶁碑”碑文記述和歌頌了大禹治水的豐功偉績，是中國最古老的碑刻，與黃帝陵、炎帝陵同為中華民族的“三大瑰寶”，曾被稱為南岳衡山的“鎮山之寶”。碑上奇特的古文，因字體奇古，難以破譯，現代著名歷史學家、甲骨文專家郭沫若鉆研其拓本三年僅識得三字。
  
    據說，衡山上“禹王碑”，即《岣嶁碑》曾在歷史上長期失蹤，直到2007年7月上旬，這塊南岳衡山的“鎮山之寶”才在塵封多年后重見天日。如果情況屬實，確實是盛世中的幸事，只可惜至今我們無緣前去考察，一睹其文化風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