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有人將魏晉與先秦相提并論：在經歷長時期的巨大社會動蕩之后，伴隨禮崩樂壞、社會秩序大解體，出現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發展、社會大轉型。兩個時代的不同在于，先秦側重理性思考，最終形成儒、道、墨等諸子百家思想體系；魏晉則熱衷感性探索，“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如宗白華先生所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這個時期創造的文學藝術成就，“無不是光芒萬丈，前無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學藝術的根基與趨向。”

東大郊村的這個院落，安置著“國保”級文物辟雍碑。

魏晉碑刻精品辟雍碑

    “‘請君只看洛陽城’系列·覺醒時代”之一

    □首席記者姚偉文圖學術顧問洛陽師院教授、副院長張寶明

    引子

    大時代

    在數百年時間里，漢魏洛陽城不僅是政治中心，也是文化之都、時尚之都。尤其從東漢晚期到魏晉，中國文化發生大轉折，這座大城里萌生的新文化，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常有人將魏晉與先秦相提并論：在經歷長時期的巨大社會動蕩之后，伴隨禮崩樂壞、社會秩序大解體，出現思想大解放、文化大發展、社會大轉型。兩個時代的不同在于，先秦側重理性思考，最終形成儒、道、墨等諸子百家思想體系；魏晉則熱衷感性探索，“向外發現了自然，向內發現了自己的深情”。如宗白華先生所說：“漢末魏晉六朝是中國政治上最混亂、社會上最苦痛的時代，然而卻是精神史上極自由、極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濃于熱情的一個時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藝術精神的一個時代。”這個時期創造的文學藝術成就，“無不是光芒萬丈，前無古人，奠定了后代文學藝術的根基與趨向。”

    具體地說，那個時代的中國人發現了漢字字形之美、漢語音韻之美、大地山川之美，乃至自身形體之美。他們以初戀般的狂熱，投入文學、書法、音樂、繪畫、雕塑的創作。

    在此之前，文學不過是“辭賦小道”，只是經學和政治的附庸，不登大雅之堂。漢武帝喜歡辭賦，那屬于不正當愛好，是要被大臣嘮叨的。至于書法、繪畫等，更是“小技”而已。

    在此之后，文學藝術登堂入室，文學尤其成為“經國之大業,不朽之盛事”，以致隋唐以詩賦取進士，以致唐詩宋詞光芒萬丈。

    這是中國思想史上的一次飛躍，魯迅先生稱之為“文學自覺的時代”，李澤厚先生則稱為“人的覺醒”。文化藝術擺脫了“實用”和“功利”，成為文人士大夫表達生命感悟、幽雅情感、卓越人格的載體，成為真正抒情的、感性的“純文藝”。其超凡脫俗、簡淡玄遠的美感追求，奠定了1600年來中國美感的基本趨向。

    漢魏洛陽城早已還原為原野，曾經的宮殿區如今是無邊的麥苗，傾頹的城墻上衰草連天野徑幽寂，城南的洛河則消瘦寂靜……在這早春的季節，我們徘徊在故城內外，徘徊在曹植、何晏、嵇康、陸機、潘安們曾經生活和呼吸的所在，隔著久遠的年代，我們已無黍離之嘆、麥秀之悲，隔著久遠的年代，我們也難以想象，如此質樸的田園，曾經承載那樣一段歲月：蔥蘢葳蕤、灑脫飄逸、逸倫超群、風雅絕代……

     古碑曾是“提款機”

    偃師市東大郊村是個普通的村莊，卻因為擁有一件“國保”當“鎮村之寶”而又非同一般。

    在如今的交通格局中，東大郊顯得很偏僻，村莊不臨主干道，周圍鄉村道路迂回曲折。進入村莊后，司機師傅直感慨：如果沒有故城文保所工作人員陪同，這地方還真難找。

    我們是來尋找一件“國保”級文物——西晉辟雍碑。

    村內小街北，一處院落門頭寫著“太學國寶”四個大字，大名鼎鼎的辟雍碑就保管在此院內。村民李良杰打開兩道門鎖，神秘的古碑呈現在我們面前。

    這碑高3米多，寬1米有余，碑首、碑身以整石鑿成，碑額隸書“大晉龍興皇帝三臨辟雍皇太子又再蒞之盛德隆熙之碑”等二十三字。正面刻碑文1500字，記述晉武帝設立學官、興辦太學、親臨辟雍視察講演以及皇太子再次蒞臨之事，并追述了司馬氏建國的歷史，稱頌司馬氏的才略；背面則刻學官、博士、禮生、弟子400余人的姓名和籍貫。

    這是現存最大最完整的晉代石刻，因曾埋于地下1000多年，保存較好，文字無漫漶，其刻字筆勢遒勁，波磔鄭重，是晉代八分體隸書的精品和代表作。

    如今這碑正反兩面都呈墨色，明顯是長期拓印留下的印跡。指著這些墨色，李良杰談起辟雍碑跟他們村難解的淵源，這塊碑被村民視為“鎮村之寶”，是村莊的驕傲，雖然好幾次差點被運走，但最終都被村民留了下來。

    東大郊位于漢魏洛陽城南，太學、辟雍等禮制建筑遺址都在該村范圍內。1931年，黃姓人家在村北打墓時，偶然挖出了辟雍碑。當時東大郊隸屬洛陽縣第六區，區長李之斌是該村人，他聽說此事，帶人前去查看。那時候太學石經時常出土，都是殘塊，每個字能賣五塊大洋，因石碑太大不好運走，有人建議砸成碎塊零賣，但李之斌不同意，他組織人深夜前往，用滾木挪動石碑，兩三公里的距離，“一黑地（一夜）弄回來”。

    東大郊發現辟雍碑的消息，很快傳開，有古董商前來商議購買，開的價兒很讓人震撼：不查數，半人高的布袋，隨便裝，能扎住口為止，十布袋。裝錢的時候，李之斌最初的眩暈消失了，他問買家：“你買這弄啥？”買家：“打字帖（即拓印）。”李之斌咬咬牙：“那不賣了，我們自己打字帖。”

    此后十來年，辟雍碑成了“提款機”，沒錢用了，就打拓片，拿到北京賣，一塊大洋一張。辟雍碑書法被視為精品，深受書家喜愛，拓片十分暢銷。

    1948年，郭沫若在北京發現了辟雍碑拓片，他愛不釋手，當即作出判斷，這碑該出在“大郊”。1958年麥熟的時候，郭沫若專程來到東大郊看這碑，為了他的到來，洛陽市文物局蓋起木碑樓安置辟雍碑。郭沫若仔細查看古碑，流連忘返。當時陪同的人極多，場面十分熱鬧，成為東大郊老一代人難忘的記憶。

    1987年，偃師有關方面想把辟雍碑拉走，已拆了木碑樓，村民紛紛反對阻攔，碑沒有被拉走，卻失去保護，風吹日曬了10多年。2001年，偃師再次準備將碑拉走，村里老頭們憂心忡忡：“這回攔不住了，下的有紅頭文件。”于是有人問：“他們拉走干啥？”“說是要保護。”“那咱保護！”于是村里集資兩萬多元，專門為辟雍碑蓋了一所房子，將碑留在了村里。從那時到現在，辟雍碑得到了妥善的保護。

    東大郊父老對辟雍碑的珍視，十分難得，而這塊古碑留在漢魏故城地面上，也是“得其所哉”。一千六七百年前，這塊土地曾擁有無數書法珍品，熹平石經、正始石經以及城門、宮門大量的匾額，都是最杰出的書法珍品。實際上，正是在這塊土地上，中國書法五體俱備，并擺脫“實用”和“功利”的牽絆，成長為源遠流長的藝術體系。

    如今，無數輝煌的書法作品都消散在歷史煙云中，辟雍碑保存在這片土地上，也算是對那段歷史的紀念。

    人們瘋狂愛上漢字

    漢字的書寫史十分悠久，甲骨文、金文和各種先秦石刻，都具有明顯的藝術韻味，但尚未成為一門獨立的藝術。直到東漢，實用書寫與審美書寫開始出現分化，逐漸成為中國獨有的藝術。在東漢首都洛陽，人們對漢字的線條產生了初戀般的迷戀，愛得熱烈而純真。

    廈門大學宋明信先生在他的《論中國書法藝術的自覺》中，分析了書法成為藝術的過程。兩漢時期，由于政治、經濟、文化的發展，文字的書寫和運用空前頻繁，“能書”成為選拔各級文吏必須考核的內容，寫字跟仕途掛鉤，自然引起讀書人的重視。實用書寫要求快速便捷，促使字體突破秦朝小篆，產生了隸書、草書等多種字體。到東漢晚期，篆、隸、草、行、楷五體俱備，并出現書法家和書法理論，漢字書寫開始與文人情趣相融合，遂成為獨立的藝術形態。

    在各種書體中，東漢晚期人最迷戀的是草書，最早的書法理論也是關于草書的。

    最初的草書保留隸書筆法，字字獨立，為區別于后來連綿縱逸的“今草”，這種書體被稱為“章草”。“章草”因成熟于漢章帝時期而得名，第一位寫章草聞名的人叫杜度，“杜度善草，見稱于章帝，上貴其跡，詔使草書上書”。唐代張懷瓘在書法名著《書斷》中說：“杜草蓋無所師，郁郁靈變，為后世楷則，此乃天然第一也。”

    后來崔瑗師法杜度，卓然成家，而張芝師法杜、崔，“轉精其巧”，集當時草書技巧之大成，創為今草，被漢魏之際書法家韋誕譽為“草圣”。

    最初幾位草書大家，都與洛陽有著不解之緣，崔瑗曾長期游學洛陽，與馬融、張衡結下深厚友誼；張芝則隨在朝為官的父親，長期在洛陽生活，正是文化之都的沃土，成就了這幾位書法家。

    草書的即興發揮，及其愈來愈復雜的用筆技巧，讓當時不少人沉迷玩味，醉心其中，漢字線條的曲折變化，讓他們發現了無盡的美感。

    據西晉衛恒《四體書勢》記載，張芝學書即如醉如癡：“凡家之衣帛，必先書而后練之。臨池學書，池水盡墨。”張芝之后，更多的人癡迷草書、孜孜不倦，因沉迷寫字而“唇齒常黑”，當暢想漢字線條飛舞變化而手中無筆之時，他們情難自禁，“展指劃地”，“以致指爪摧折，見骨出血，猶不休輟。”辭賦家趙壹在他的《非草書》中，用這樣生動的文筆，描繪那些癡迷者。

    趙壹的《非草書》是最早的書法批評論文，他看不慣那些癡迷者，認為書寫就是為了實用，這些人屬于“走火入魔”，這種現象“背經而趨俗，此非所以弘道興世也”。

    盡管草書的興起遭遇了正統學者的批評，但飛動起來的漢字線條，以難以阻擋的魅力波瀾起伏、飄逸飛揚、風行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