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化本身蘊含著文藝發展的積極因素。先秦諸子思想豐富博大，墨子“非樂”，但承認音樂的美感作用，“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都能令人愉悅，只是由于制造這些東西以及演奏活動，必將“虧奪民衣食之財”，所以“非之”；莊子雖然否定文學藝術，但他的文章汪洋恣肆、文采飛揚，本身就堪稱“大美”。正如鄭軍健在《中國書法理論與先秦兩漢魏晉學術思想》中所說，在魏晉文學覺醒時代，莊子豐富的思辨哲學對萌芽中的文藝理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自然”、“虛無”、“形神”等論題，成為基本的審美取向，這大概是莊子所始料未及的。

太學石經殘塊，出土于漢魏洛陽城南太學村。熹平石經代表當時最高書法成就，其中一部分由蔡邕書寫。

    邙山上的東漢皇陵。好玩好動、賣官鬻爵、創辦鴻都門學、將馬扎改進為椅子凳子的漢靈帝，在走過復雜糾結的一生后，大概走進了邙山這陵墓里才消停下來。

    “‘請君只看洛陽城’系列·覺醒時代”之二

    □首席記者姚偉文圖學術顧問洛陽師院教授、副院長張寶明

    引子

    趙壹《非草書》，被視為最早的書法批評論文。不過，趙壹不是從審美角度，而是拿著一把叫做“實用”的尺子來量草書。這是典型的儒家立場，不只對書法，對一切文學藝術，儒家都是“一把尺子量到底”。

    漢代之前，中國沒有系統的文藝理論著作，有關文藝的思考，散見于先秦諸子著作中。大約由于時代局限，先秦諸子都沒有給文學藝術以足夠的地位。

    墨家“尚質”、“尚用”。關于文藝，墨子最著名的觀點是“非樂論”，認為音樂這些東西無用、無價值，只會耗費錢財，影響生產，提倡這些東西只會導致“國家亂而社稷危”。

    法家對文藝也不“感冒”。韓非將人工美和自然美對立起來，認為和氏璧、隨侯珠都不要雕琢，西施也不用化妝美容，只有不美的東西才會有文飾的必要。他極其注重功利，認為藝術品都無實際效用，非但無用，還會影響法制，所以要“息文學而明法度”。

    至于我們現在看來浪漫飄逸的莊子，對文藝的否定更加徹底。道家的基本觀念是順應自然，崇尚無為，尊重生命的自然狀態，不以任何人為的方式干涉萬物。莊子認為雕琢玉器是殘害靈性，演奏音樂是影響自然的和諧。總之，一切藝術品的創造都是違反自然的。

    相比之下，儒家最崇尚文藝，詩書禮樂在禮治中有著重要的地位，但他們只是看重文學、音樂等為政治、為禮教服務的作用，將其作為禮治的附庸，狹隘地強調其政治功能和社會作用。而書法等因與教化沒有直接關系，則基本被忽視。

    兩漢“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但董仲舒創今文經學，將儒學神學化，并最終成為讖緯神學。在這個時代，文學藝術更成為附庸，辭賦背離楚辭傳統，成為“歌功頌德的御用貢品”。東漢晚期，經學瑣碎而僵化，世家大族門規森嚴，社會道德偽善化傾向顯著，所謂“鄉原遍天下”。

    所謂物極必反，“文的覺醒”在這樣的環境中萌芽，以其生動和真誠，積聚能量，醞釀中國文化的一次重大突破。

    所幸，中國文化本身蘊含著文藝發展的積極因素。先秦諸子思想豐富博大，墨子“非樂”，但承認音樂的美感作用，“大鐘、鳴鼓、琴瑟、竽笙之聲”，都能令人愉悅，只是由于制造這些東西以及演奏活動，必將“虧奪民衣食之財”，所以“非之”；莊子雖然否定文學藝術，但他的文章汪洋恣肆、文采飛揚，本身就堪稱“大美”。正如鄭軍健在《中國書法理論與先秦兩漢魏晉學術思想》中所說，在魏晉文學覺醒時代，莊子豐富的思辨哲學對萌芽中的文藝理論產生了深刻的影響，“自然”、“虛無”、“形神”等論題，成為基本的審美取向，這大概是莊子所始料未及的。

    “文的覺醒”最初悄然發展，直到漢靈帝開辦“鴻都門學”，以書法、辭賦選拔人才做官，才觸動世家大族和儒學士大夫，引起激烈論爭。圍繞“鴻都門學”展開的論爭，成為東漢晚期重要的政治事件。

     世界最早的藝術專科學校

    漢魏洛陽城的太學，可以說廣為人知。東漢時太學的學生達到3萬人，這樣的學校規模，直到現代才被超越。

    相比之下，故城另外一所學校——鴻都門學，就罕為人知了。這所學校存在的時間很短，史書記載也較少，真如“鴻爪雪泥”，模糊難覓。

    這所學校因設在“鴻都門”而得名，這座門在哪兒，史書并無明確記載。漢代洛陽城十多座城門，沒有叫這名兒的，有人根據史料記載的“鴻爪雪泥”考證，查出來鴻都門是東漢皇宮的一座宮門，但具體位置有幾種說法，莫衷一是。在現在的漢魏洛陽城，更難以尋覓其蹤跡。

    無論如何，一所學校設在宮門，在當時應該是非常引人注目的。這所學校的確不同尋常，它不但挑戰太學，挑戰儒家，也挑戰根深蒂固的選官制度。

    鴻都門學開設于漢靈帝光和元年（178年），是漢靈帝親自辦的學校，開始招收的是儒生中擅長寫作文賦的，“本頗以經學相招”，但迅速變了風格，下令各州郡“舉召能為尺牘辭賦及工書鳥篆者”前來參加考試，很快擴招至上千人，其中最為著名的是一些書法家，如師宜官、梁鵠等。這種學校前所未有，因此有人稱之為“世界最早的藝術專科學校”。這個藝術專科學校的學生待遇好得出奇，優秀的學生更是平步青云，“或出為刺史、太守，入為尚書、侍中，乃有封侯賜爵者”，如梁鵠先出任涼州刺史，后被拔擢為選部尚書。

    東漢為什么會出現這樣的“藝術專科學校”？研究者說法不一。有人認為這純粹是因為漢靈帝“好玩”。

    漢靈帝有昏庸之名，他明碼標價賣官鬻爵，他寵信宦官，名言是：“張常侍乃我父、趙常侍乃我母”。但此人也有另一面，他是一個興趣廣泛、想象力豐富、樂于嘗試的人。他曾在后宮開辦集市，令宮女們賣菜賣肉，自己也穿著商賈的衣服湊熱鬧；他“好胡服、胡帳、胡床、胡座、胡飯、胡空侯、胡笛、胡舞”，尤其引進胡人的“馬扎”，加靠背改成椅子，加四條腿改成凳子，由此改變了中國人“跽坐”的習慣。靈帝對文藝尤為偏愛，好作賦頌，曾自造《皇羲篇》五十章。出于對文藝的愛好，他創辦了鴻都門學。

    也有人認為，鴻都門學創辦的緣由并不如此簡單。當時東漢社會矛盾重重，宦官、外戚、儒家士大夫三種勢力糾結纏斗，宦官為了培植政治勢力，與清流士大夫形成對抗，攛掇靈帝開設鴻都門學。

    無論如何，從鴻都門學學士中選拔官員，很快招致士大夫們的激烈諫議。這樣選官，不僅考察內容由儒術、道德改變為向來視為末技的辭賦書畫，考察形式也完全改變了漢代鄉舉里選的選才程序。

    楊賜、蔡邕、陽球等著名清流士大夫紛紛上書反對，但他們的著眼點并不一樣。楊賜與陽球等根本看不上那些沒有顯赫出身、不習儒學、僅“工書鳥篆者”，他們不惜對鴻都門學的學士進行人身攻擊，認為他們“皆出于微蔑，斗筲小人”，“士君子皆恥與為列焉”，更認為他們品德統統不好，“郄儉、梁鵠，俱以便辟之性，佞辯之心，各受豐爵不次之寵。”

    相比之下，蔡邕的態度就緩和得多，他只是認為不應該選拔這些人做官，工書鳥篆是“小能小善，雖有可觀，孔子以為致遠則泥，君子故當志其大者”。

    蔡邕的態度很有意味。他本人就精于書法，相傳他曾于鴻都門見工匠以堊帚成字，由此創“飛白書”，后世評其“得華艷飄蕩之極”。蔡邕寫有《筆論》、《九勢》等，論述自己揮灑筆墨所體會到的意趣，總結書法創作和欣賞的經驗，敏銳地涉及書法藝術的審美本質和創作規律，是早期書法理論的重要著述。他反對漢靈帝提高書畫辭賦地位的做法，卻被鴻都門學的書法深深打動，據說他曾“入鴻都門觀碣，十旬不返，嗟其出群”。如鄭軍健所論，“正統儒家的理智和藝術家的沖動，在蔡邕身上構成一個矛盾的統一體。既說明儒家文藝觀的強大，也標志著書法從實用向藝術演進的不可遏止”。

    由于士大夫的激烈反對，鴻都門學很快沒了下文，甚至什么時候廢止也沒有記載。

    曹操癡迷書法

    鴻都門學存在的時間很短，但這個“藝術專科”學校的出現，具有一定標志性意義，在當時和后來都引起諸多爭議。貶之者將其等同于賣官鬻爵，認為開了以文藝才能選拔人才的先河，導致中國社會“世之趨而日下”。

    以現在的眼光看，鴻都門學的出現，并不只是漢靈帝肆意妄為的產物，文學藝術日漸獨立與覺醒，是其產生的深厚文化背景。儒學士大夫中，愛好文學藝術也已漸成風氣，蔡邕就是例子。而鴻都門學無疾而終，反映了儒家正統觀念和世家大族勢力的強大。伴隨著東漢末年的天下大亂，經學統治趨于衰落，社會思想趨于開放和自由，文學藝術獲得了充分的發展空間，進入藝術的自覺時代。動亂的政局與繁榮的文學藝術，形成鮮明的對比。

    鴻都門學學士中，師宜官、梁鵠最為著名，這不僅是因為他們當的官大，更因為書法成就大。師宜官在進入鴻都門學之前名氣就極大，有人評價他的書法“如鵬翔未息，翩翩而自逝”。梁鵠是師宜官的學生，后來成就很大，曹操十分喜愛他的書法，認為超越了師宜官，常把他的字懸掛在帳中觀賞。曹操是著名的書法迷，觀賞梁鵠的字，他能達到廢寢忘食的地步，“太祖（曹操）忘寢，觀之喪目”。曹魏營建洛陽時，皇宮內殿堂樓閣的匾額，都由梁鵠題寫。

    曹操對書法的酷愛，使他與當時一流書法家鐘繇、邯鄲淳、韋誕等，都有著深厚的友誼，據《書苑菁華》記載，他還救過鐘繇的命。有一次，曹操與鐘繇、邯鄲淳、韋誕、孫子荊等書法名家聚會探討筆法，鐘繇見韋誕座上蔡邕的《筆論》，順手拿了翻閱，頓時愛不釋手，要借走細讀，但被韋誕拒絕。事后鐘繇千方百計求借，韋誕都沒答應。鐘繇更想看，急火攻心，又懊惱又無奈，三天不思寢食，捶胸長嘆，以致胸口青紫，口吐鮮血，命懸一線。曹操得知，派人送來五靈丹，才救了他的性命。此后，鐘繇一直耿耿于懷，韋誕死后，他派人夜盜韋誕之墓，才得到《筆論》，遂了心愿。

    曹操是個曠達不羈的人，文學藝術造詣極深。在東漢末年的大動亂中，這樣一個人強勢崛起統一北方，其個性和文學藝術方面杰出的才華，無疑對“覺醒時代”的到來產生了深遠影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