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行重行行，與君相別離，相去萬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匆復道，努力加餐飯……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這是《古詩十九首》中的詩句，沉郁悲涼、溫厚纏綿、渾然成天。從劉勰、鐘嶸開始，幾乎所有的評論家夸起《古詩十九首》都毫不吝嗇，鐘嶸說“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劉勰說“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更有人稱之為“千古五言之祖”。

    “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回風動地起，秋草凄已綠……”古詩十九首吟唱的“高又長”的東城墻，如今只留存這低矮的一段。

    “‘請君只看洛陽城’系列·覺醒時代”之三

    □首席記者姚偉文圖學術顧問洛陽師院教授、副院長張寶明

    引子

    “洛漂”與《古詩十九首》

    “行行重行行，與君相別離，相去萬余里，各在天一涯。道路阻且長，會面安可知……思君令人老，歲月忽已晚，棄捐匆復道，努力加餐飯……古墓犁為田，松柏摧為薪，白楊多悲風，蕭蕭愁殺人，思還故里閭，欲歸道無因……”

    這是《古詩十九首》中的詩句，沉郁悲涼、溫厚纏綿、渾然成天。從劉勰、鐘嶸開始，幾乎所有的評論家夸起《古詩十九首》都毫不吝嗇，鐘嶸說“文溫以麗，意悲而遠，驚心動魄，可謂幾乎一字千金”。劉勰說“觀其結體散文，直而不野，婉轉附物，怊悵切情，實五言之冠冕也”。更有人稱之為“千古五言之祖”。

    但奇怪的是，這么杰出的詩篇，竟然沒人知道作者是誰，不是一兩首“佚名”，而是十九首都“佚名”。

    眾多研究者根據詩歌風格、思想內容，以及詩中提到的地名，基本確定這些詩均寫于東漢晚期。

    古詩十九首很少寫到地名，但至少有三首寫到了洛陽：“驅車策駑馬，游戲宛與洛”、“東城高且長，逶迤自相屬”、“驅車上東門，遙望郭北墓”。照常理推測，沒有提到地名的詩中，也有相當一部分是在洛陽創作的。

    據史書記載，當時洛陽太學學生達3萬人之多，而按照漢代的選士制度，各地推舉的孝廉、秀才、童子，都要送到京城考核選用，因此，洛陽有大批游學、游宦的人。套用現在“北漂”一詞，這些人可稱為“洛漂”。

    東漢晚期，政治黑暗，社會矛盾糾結，眾多“洛漂”遠離家鄉，漂泊蹉跎，仕進無門，離愁別緒、彷徨失意和人生的無常之感，成為他們深刻的生命體驗。如李澤厚所說：“這種感嘆抒發中，突出的是一種性命短促、人生無常的悲傷。它們構成《十九首》一個基本音調。”

    “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飄塵”；“人生非金石，豈能長壽考”；“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所遇無故物，焉得不速老”。看起來頹廢、悲觀，但卻深藏著對人生的眷戀，對個體生命價值的追求。

    這是人格意識的覺醒。在漂泊困頓之后，追求幻滅的痛苦，帶來心靈的覺醒，曾經神圣無比的倫理道德、鬼神迷信、讖緯宿命、煩瑣經術等，顯得虛假無比、令人厭倦。如李澤厚所論：“正是對外在權威的懷疑和否定，才有內在人格的覺醒和追求。”

    《古詩十九首》可說是覺醒時代的一抹曦光，那批詩人的創作實踐，開創了魏晉詩歌才情并重，以氣馭才，以才達氣的優秀傳統，他們對生死存亡的哀傷、對人生短促的感慨，也在魏晉詩歌中延續、回蕩。

    他們在開啟一個時代，但當時卻是邊緣化人群。后來被認為“一字千金”的作品，在當時不過是雕蟲小技，即將大行其道的五言詩，也被儒家士大夫視作“俳優倡樂多用之”的俗體，所以，他們籍籍無名。而在一個即將到來的時代，只要能寫出這樣水準的詩歌，即使不當高官，沒有功業，也能揚名立萬。但這個時代的到來，卻伴隨著巨大的社會災難。在那場災難中，曹操強勢崛起，帶動社會風尚發生深刻變化，成為覺醒時代到來至關重要的推手。

     唯才是舉撼動儒家根基

    “魏晉思想活潑，精神自由，瀟灑奔放，甚至放浪形骸，與東漢的拘謹固執、嚴守禮法迥然不同。社會風尚的巨大變化，曹操起到了重要作用。”接受采訪時，洛陽師院河洛文化研究中心主任毛陽光博士、文學院副院長王建國都表達了這樣的觀點。

    兩位學者認為，曹操厲行法術，唯才是舉等政治措施，對漢魏之際社會文化變革產生了深刻的影響。

    曹操的思想觀念和個性，應該是青少年時代在洛陽形成的。他20歲出任第一個官職——洛陽北部尉時，即奉行法術之治，不懼壓力，杖殺大宦官蹇碩的叔父。從20歲到60多歲，他一直如此。憑借“攬申、商之法術”，曹操在軍事上建立了一支號令嚴明的軍隊，政治上加強集權統治。陳壽《三國志》總結他成功秘訣，主要就是三句話：“攬申、商之法術，該韓、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

    曹操推行法術之治，客觀上改變了漢代“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局面，激活了被壓抑了數百年的先秦名、法、道諸家。

    東漢以來，選拔官員一重禮法德行，一重門第閥閱，曹操力糾其弊，只看重個人才能。他所提拔的人，很多不符合儒家標準，郭嘉“不治行檢”，王粲、杜畿、裴潛等人為人“通脫”、“疏誕”、“不修細行”。曹操選人只用一把尺子：才能。

    曹操曾三次發布求賢令，明確要求打破儒家道德觀念束縛，“唯才是舉”，甚至“負污辱之名，見笑之行，或不仁不孝”的人，只要“有治國用兵之術”，必須“各舉所知，勿有所遺”。這其實是公然挑戰儒家標準，挑戰兩漢數百年傳統。

    曹操厲行法制、唯才是舉，一般認為是時勢使然。南京大學教授胡阿祥卻認為并不盡然，因為劉表、袁紹等人不管施政、治軍、用人，都仍借重傳統儒學。曹操的重要謀士荀彧本來是袁紹的人，看不慣袁紹“繁禮多儀”等毛病，認為難有作為，才投奔了曹操。官渡之戰前，曹操處于明顯劣勢，但郭嘉卻料定袁紹必敗，理由是“紹有十敗，公（曹操）有十勝”，其中第一條也是說“紹繁禮多儀，公體任自然”，然后還有“紹高議揖讓以收名譽，士之好言飾外者多歸之，公以至心待人，推誠而行，不為虛美，以儉率下，與有功者無所吝，士之忠正遠見而有實者皆原為用”。袁紹的弱點，都是因為東漢儒家士大夫的老毛病。

    的確，兩漢數百年“獨尊儒術”的傳統，并沒有因東漢的衰落自行崩潰，曹操加的這把勁兒，起到了重要作用。如劉大杰所說，曹操的用人政策“正式毀滅了儒家的仁孝學說。而仁孝學說，又是儒家思想的根底”。所以，對于“魏晉時代士風的轉變，曹操確是要負相當的責任”。

    陳寅恪先生認為，曹操的政治取向，與他的家庭背景大有關系，“東漢與曹魏，社會風氣道德標準改易至是，誠古今之巨變。而所以致此者，固由于魏武一人之心術，而其所以敢冒舉世之大不韙者，則又因其家世傳統少時熏習有以成之也”。

    宦官家庭造就個性曹操？

    曹操出身宦官之家，他父親是太監曹騰的養子。在陳寅恪看來，這樣的家庭背景造就了曹操特殊的個性、愛好和價值取向。

    這樣的家庭出身，是被世家大族所看不起的，袁紹的討曹檄文，就罵曹操是“贅閹遺丑”。在極重門第的社會氛圍中，曹操常受鄙薄和羞辱，南陽人宗世林“甚薄其為人，不與之交”，曹操執掌大權、總攬朝政后，曾“從容問宗曰：‘可以交未？’”宗世林答道：“松柏之志猶存”。

    宦官在東漢為禍極深，向來被人貶抑鄙薄，但歷史總是出人意料：這個群體中，竟然萌生了時代新變的因素。

    東漢末年，洛陽城內掌權的有兩類人，一類是宮中宦官，一類是朝廷士大夫。陳寅恪分析說，士大夫“大抵為地方豪族，或間以小族，然絕大多數則為儒家之信徒也”，“其學為儒家之學，其行自必合儒家之道德標準，即仁孝廉讓等是。”

    而宦官多出身寒門，沒有世家大族深厚的文化積淀和素養，政治觀、人生觀、為人作風與士大夫格格不入。陳寅恪認為，“當東漢之季，其士大夫宗經義，而閹宦則尚文辭。士大夫貴仁孝，而閹宦則重智術。蓋淵源已異，其衍變所致，自大不相同也”。

    曹操入仕后，極力向士大夫靠攏，也贏得了著名士大夫橋玄、何颙等人的看重，但家庭出身畢竟使他較少受傳統儒學的約束。

    那時的世家大族極重禮法，講究的是嚴肅方正、一絲不茍。如華歆“遇子弟甚整，雖閑室之內，嚴若朝典”。司馬懿之父司馬防訓導諸子甚嚴，“雖閑居宴處，威儀不忒。……諸子雖冠成人，不命曰進不敢進，不命曰坐不敢坐，不指有所問不敢言，父子之間肅如也”。儒學大族門風大抵都是如此。

    而曹操家屬于寒門新貴，沒有這樣嚴格的禮法傳統，他幼年受到的家庭約束很少，“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好飛鷹走狗，游蕩無度”，由此可見，儒家禮法對少年曹操完全不起作用。

    家風對曹操的性格影響深遠，他一生任情率真，不拘泥于禮法，這種性格當時稱為“通脫”、“簡易”或“任性”。

    即便執掌大權后，曹操仍“為人佻易無威重”。他“好音樂，倡優在側，常以日達夕……每與人談論，戲弄言誦，盡無所隱，及歡悅大笑，至以頭沒杯案中，肴膳皆沾污巾幘。”沾一臉菜水后，別人指著他大笑，他自己也狂笑不已。

    家庭背景也影響了曹操的個人愛好。漢代以經術取士，士大夫子弟埋頭經學以求功名利祿，各種才藝之事被視為雕蟲小技。東漢中后期，書法、詩歌、音樂等悄然興起，不看重經學的宦官很快接受了時代風氣之變，導入宮中。受此影響，皇帝也“皆好才藝”，“鴻都門學”的設立正淵源于此。由于家庭環境關系，曹操深受漢末宮廷風尚的浸潤，對音樂、圍棋、書法、方術、建筑、藥物、養生等，曹操懷有濃厚的興趣，藝術造詣也很高，“漢世，安平崔瑗、瑗子寔、弘農張芝、芝弟昶并善草書，而太祖亞之。桓譚、蔡邕善音樂，馮翊山子道、王九真、郭凱等善圍棋，太祖皆與埒能。”

    當然，在諸多才藝之事中，曹操最重視的當數辭賦創作，他“登高必賦，及造新詩，被之管弦，皆成樂章”。即便放眼整個中國文學史上，他也是一流的詩人。

    在曹操的影響下，他的兒孫大多任情放達，喜愛文學，才華最突出的是曹植。曹操一度曾因曹植才華出眾想讓他“接班”，足見他對文學才能是多么看重。

    曹操濃郁的興趣，顯然推動了文學的發展，文學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發生了一次前所未有的飛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