嵩縣兩程祠內凝重古樸的道學堂。（資料圖片）



光緒帝題“伊洛淵源”匾額后，各地兩程祠隨處可見。 　（資料圖片）

　　理學是宋元明清時期儒學的主要形態，是中國封建社會后期占統治地位的哲學思潮。理學也稱道學、宋學、新儒學，其中“二程”洛學出自伊洛，博大精深，后經程門弟子們的接力傳播，西越崤函，南走湖湘，東南匯閩海，傳播廣泛，承繼綿遠。可謂是：

　　道如日月，學宗洛陽自是儒學根本，

　　理若江河，風起綠洲本為伊洛淵源。

　　一

　　過去講“理學名區”，單指伊川鳴皋鎮，因此地有伊川書院，“二程”在此講學多年而故名。其實在今天看來，“理學名區”應涵蓋整個洛陽，這是因為“二程”的足跡遍洛陽，“二程”的學術活動遍洛陽。

　　“小哥倆”的家鄉“二程故里”是他們茁壯成長的地方；其次在求學階段，他倆常到安樂窩邵雍家里走動；再其次辭官之后，他們還經常到洛陽文彥博家中談古論今。再往遠處說，他倆曾在登封嵩陽書院講學，程顥曾在山西晉城講學，兄弟倆是以洛陽為中心展開學術活動的，洛陽是名副其實的“理學名區”。

　　“理學名區”并不是好玩的“旅游名區”，凡是紀念“二程”的地方，多少讓人感到壓抑。嵩縣的兩程祠，給人的最大感覺，就是找不到感覺。雖說一些古建筑保存下來了，如今仍有欞星門、誠敬門、道學堂三進院落，雖然還有綠色植物和紅色花朵，但整體建筑看上去了無生氣。

　　站在被烈日烤著的院落內，真是沒半點哲思和理趣。干燥的“風”如生澀的“理”，寂寞地掠過五脊六獸，在房頂上一隱身便走遠了，一如程顥、程頤兄弟倆的背影，緩慢而黯然地退出了那個時代。這種氛圍，使人機械地挪動腳步，機械地看碑文和匾額，好像這不是一次采訪，而是一次悼念活動。

　　可也就在這時，光緒皇帝書寫的“伊洛淵源”匾額，忽然從毫無生氣的祠堂門楣上“跳”了出來，“伊洛”兩字，風生水起，一下子激活了這個庭院——是啊，說到底，“二程”理學不過是河洛文化的再發展而已，不管后來的理學走得有多遠，抑或走進了日本、越南和朝鮮，其源頭終歸脫不開“河洛”二字。

　　但看了道學堂，卻又生疑問：里面祭祀的“二程”塑像，哥哥程顥烏須黑發顯得年輕，弟弟程頤白須白發顯得老相！為什么懸殊這樣大呢？一問才知，這是嚴格按照祠成時原版塑像重塑的。至于為啥要塑成這般模樣，還有一個說處：程顥“生而知之”，學習起來不費吹灰之力，很快就成了滿腹經綸的學者；程頤卻是“學而知之”，是通過刻苦讀書，學白了頭發才成為飽學之士的。

　　其實這只是笑話。你想啊：程顥雖是哥哥，去世時才54歲，所以頭發還是黑的；而弟弟程頤死時已75歲了，是古稀老人了，當然須發皆白嘍。但當地人說這兩人雖為兄弟，個性脾氣卻大不一樣，只有加以區別，才能讀懂二人學術思想上的不同。

　　二

　　都有啥不同呢？

　　道學堂門前有副對聯，上聯“烈日秋霜正者正也”，下聯“春風和氣純乎純矣”——這正是寫他倆的不同：“大程”脾氣好，有耐心，聽他講課如坐春風。“小程”脾氣火爆，對人嚴厲，烈日秋霜是他的性格寫照。

　　其實，“烈日秋霜”和“如坐春風”都是有典故來歷的。

　　程頤教學素以嚴厲著稱，強調師道尊嚴。他擔任宋哲宗老師時，每當進講便“以師道自居，侍上講，色甚莊，以諷諫，上畏之”，并堅持坐講。按當時規定，給皇帝講書必須站著，他卻認為站著講不能體現老師尊嚴，為此還專門寫了書面報告《又上太皇太后書》，固執地提出要坐著講，以便使皇上養成“尊儒重道之心”。

　　對皇上尚且如此，對一般學生能不嚴厲？學生謝良佐第一次拜見他時，他正在看書，一臉莊重。謝良佐說：“為求師而來，愿執弟子禮！” 程頤放下書，接受跪拜，但不說一句話。到黃昏，將其安排在一間破房中，屋頂有窟窿，墻上有孔，雪花時時飄進，寒風刺骨，連照明的蠟燭也沒有。 謝良佐如此生活一個月，受不了，要走，程頤才開始給他授課，并安排了一個好房間。

　　這件事，有點類似“程門立雪”。程頤怎么總讓學生受苦呢？其實只要看看他的學術理念就清楚了——他在道德修養中，談得最多的是“敬”和“誠”。

　　他認為做學問要敬、要誠。第一要對老師、對知識心存敬畏，所以就得“程門立雪”；第二要心誠，不論干啥事都要心誠，心不誠肯定干不好，所以學生就得住破屋。

　　但程顥教學完全和弟弟不一樣，他講課時娓娓道來，很家常很溫馨。當時有個外地學生朱光庭，來洛陽向程顥學習，總共學習了三個月。回去后有人問他：“你聽程先生講課有什么感受？”他說：“好像在春風中坐了三個月。”又說：“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而接人渾然是一團和氣，和氣而春風也。”“如坐春風”由此成為成語。

　　一次，程頤為皇帝講經史，正值皇宮內苑百花含苞，柳絲微綠。下課后皇帝起身活動，見垂柳依依，就順手扯下一枝玩耍。程頤見了，說：“春天來時，萬物剛剛發育，皇上不可無故摧折柳枝，不然就有失天道正義了。”皇帝一聽，好心情一下子全沒了，把手中的柳枝扔在地上，怏怏回宮。

　　程頤的這種嚴厲和認真，幾乎到了迂腐的地步，引起一些文人學士的反感，譬如蘇東坡。司馬光死后，朝廷大享明堂悼念司馬光。儀式結束后，大家還想去司馬光府邸吊唁，但程頤認為這不合“理”，攔住大家不讓去。氣得蘇東坡當場和他爭吵起來，并諷刺他是十足的鄉巴佬。

　　但反感也罷，諷刺也罷，程頤的學說就是有人去繼承，“二程”的理學就是有人去推廣，伊洛淵源和“理學”高峰就是有人去梳理和造就。

　　三

　　理學的推廣和承繼，一是通過老師授課學生聽講的方式完成，譬如楊時就親自聽過“二程”講授；二是通過再傳弟子傳給再傳弟子。譬如楊時傳羅從彥，羅從彥再傳李侗，李侗再傳朱熹。這樣一來，雖然朱熹沒和“二程”見過面，但所學的東西還是“二程”的，學術上的“飲用水”，還是伊水和洛水。

　　但這些弟子們，承繼洛學的渠道、方法和重點不同。楊時、游酢的貢獻，是直接讓洛學入閩，從而把河洛和閩海聯系起來，把洛陽和福建聯系起來。

　　最初，“二程”思想是通過課堂講學傳授的，一些話被學員記住了，一些話卻流失了。這些含有哲學思想的話的流失，使楊時感到心疼。他來程門學習后，讓同學們記錄老師的話，使之成為“語錄”，又把他之前同學的課堂筆記整理一番，花大力氣整理出《二程粹言》，校定了《伊川易傳》，使“二程”思想得以比較全面地留存。

　　除此之外，楊時自己也著書立說，聚徒講學。他先后在湖南瀏陽、浙江余杭、湖北荊州等地講學，這樣一來，“二程”的思想學說得到廣泛傳播，理學的種子也到處開花結果了。

　　與楊時同是“程門四弟子”的謝良佐、游酢、呂大臨，也向不同的地域傳播了理學，中原、蜀中、關中、閩贛、吳越、湖湘等地，在宋代就都有了洛學的聲音。朱熹更是了不得，他繼承梳理了“二程”理學，整理出《程氏遺書》、《伊洛淵源錄》等書。他雖沒見過“二程”，但他不愧是“二程”的好學生：他把洛學弄成了正統官學，通吃元、明、清數百年，使得天下讀書人走科舉之路時，必須一只手拿著干糧，一只手拿著理學；他搞的《四書集注》，被學子們圈圈點點，成了那時“高考”的教學大綱和猜題寶庫，真可謂是“朱熹成了監考，二程譽滿九州”——程朱理學建立后，先是被元代統治者極力推廣，又在明代大大盛行，一直到清代中前期，程顥、程頤、朱熹三人都是昂首闊步，走在封建主義的康莊大道上，真正是“道衍九州”了。

　　四

　　除了“道衍九州”，還有“二程裔里”。

　　“二程裔里”是“二程”后裔遷徙別地后形成的程氏生活文化區，也是“道衍九州”的傳播形式之一。譬如洛寧縣東宋鄉丈莊，就是有名的“二程裔里”之一。這里的人全部姓程，是由程頤第12代孫程仕謙遷此繁衍成為一個村落的。

　　到這個村子采訪，可以聽到“二程”后裔用順口溜夸贊此村輝煌歷史：“金底河，分水澗，龍頭槐樹九摟半；柏樹坡，大竹院，牌坊兩座威名傳；兩層戲臺大廟院，卷棚一百擔九間。”這里有繡樓、兩程祠、石牌坊，還有大碑樓。整個村落建筑全是古民居，雖然陳舊，卻有韻味。

　　“二程”的子孫，有遷至江蘇吳縣和安徽池州、亳州、大華縣的，也有遷至湖北孝感、江西景德鎮的，有遷至山東曹州程樓和河北阜城崔廟小皇村的，也有遷至河南夏邑、登封、濮陽、洛寧的，還有從外地回來定居伊川守墓的。這些程氏后裔，在一定歷史時期享有特權，這是因為其祖“二程”常被皇帝封敕——宋理宗封程顥為河南伯，封程頤為伊陽伯。元文宗又分別加封“兩程”為豫國公和洛國公。清康熙詔令“二程”后裔流寓他方者，概行豁免雜派徭役，并賜給嵩縣兩程祠“學達性天”匾額。乾隆派使臣御祭“二程”，先后撥給祭田60頃90畝，并讓程頤的第25代孫隨駕到曲阜祭祀孔子。光緒皇帝，慈禧太后為兩程祠書“伊洛淵源”、“希蹤顏孟”二匾。清朝末年，程家人打官司，出門打個寫著“程”字的燈籠，連縣太爺都得出衙跪拜。

　　程朱理學代表的新儒學，還是如今西方研究儒學的重點。美國哥倫比亞、哈佛、夏威夷等大學都設有相關研究院，并定期舉辦理學研討會。總之，理學從古到今就是有人崇拜有人反對，一個人要徹底弄懂理學，怕要費盡移山心力。最后，讓我們以程顥的一首詩來作結語：“云淡風輕近午天，傍花隨柳過前川。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是的——時人不識余心樂，將謂偷閑學少年！

　　我們這些“時人”，確實很難讀懂老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