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先公是指商朝的建立者商湯之前的先輩，或稱商先王。關于商先公的情況，《左傳》、《國語》、《詩經》、《楚辭》、《荀子》等先秦典籍都有記載，且一致認為商朝的始祖是契，其中《國語》和《荀子》提到先商世系為十四王：《國語·周語下》說“玄王勤商，十四世而興”；《荀子·成相》說“契玄王，生昭明，居于砥石遷于商，十有四世，乃有天乙是成湯”。據此，一般史學家認為，契至湯共為１４君。但到底是哪十四君，記載未詳。

    西漢時期，司馬遷在《史記·殷本紀》中第一次明確指出先商世系從契到商湯，共為十四代：“殷契，母曰簡狄，有娀氏之女，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封于商，賜姓子氏。契興於唐虞、大禹之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微卒，子報丁立。報丁卒，子報乙立。報乙卒，子報丙立。報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成湯。”據此，先商十四王分別是契、昭明、相土、昌若、曹圉、冥、振、微、報丁、報乙、報丙、主壬、主癸、天乙，均為父子相承。其中第七世“振”，就是王亥。

    關于王亥的名字，文獻資料記載頗不一致。甲骨卜辭中稱為“高且（祖）亥”、“王亥”、“高且（祖）王亥”，《山海經·大荒東經》中也稱“王亥”，《竹書紀年》作“王子亥”或“侯子亥”，《世本》作“核”、“骸”或“胲”，《楚辭·天問》和《左傳·昭公二十七年》作“該”或“眩”，《呂氏春秋·勿躬》作“王冰”，《漢書·古今人表》作“垓”，《太平御覽》引作鮌。以上諸書中惟獨《山海經·大荒東經》及《竹書紀年》作王亥。對此，王國維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一文中加以論證認為：“卜辭作王亥，正與《山海經》同。又祭王亥，皆以亥曰，則亥乃其正字。《世本》作核，《古今人表》作垓，皆其通假字。《史記》作振，則因與核或垓二字形近而訛。”又說：“余讀《山海經》、《竹書紀年》，乃知王亥為殷之先公，并與《世本·作篇》之胲，《帝系篇》之核，《楚辭·天問》之該，《呂氏春秋》之氷，《史記·殷本紀》及《三代世表》之振，《漢書·古今人表》之垓，實系一人。”由此可知，商朝始祖契的第六世孫、商朝的建立者商湯的第七世祖“振”，就是商先公王亥。那么，在商先公中，王亥居于何種地位呢？他對商族歷史的發展有何貢獻呢？

    一、王亥在商先公中居于重要地位

    首先、王亥是卜辭中所稱的三位“高祖”之一。

    卜辭中多次稱亥為“高祖”或“高祖亥”。甲骨卜辭中稱高祖的共有三人：一為高祖夔(契)；二為高祖乙(湯)；三為高祖亥。“高祖”乃帝王廟號稱謂，一般用于稱呼開國帝王，如漢代開國帝王劉邦稱漢高祖，南朝宋王朝建立者劉裕稱宋高宗，唐朝開國帝王李淵稱唐高祖等。在商朝的發展歷史上，契是商部族的始祖，湯是商王朝的開創者，而王亥則是先商時期商族強大過程中的關鍵人物。王亥能和商的始祖契、商王朝的開創者湯并稱為高祖，足見他在商人心目中具有重要地位。說明了王亥為首領時所開創的事業及活動是值得后人紀念的，王亥時期對商族歷史產生了重大影響。
其次、王亥是卜辭所記“祭祀之最隆重者”

    在殷墟出土的甲骨文中，有很多條關于王亥的記載，其子孫寫了很多優美的辭令來贊美他。甲骨文中祭祀王亥的卜辭頗多，尤以武丁、武乙、文丁時為盛。其中武丁卜辭中有多片“王亥祟我”的記載。商人認為王亥能作祟于時王，因此，對他的祭禮也最為隆重，祭祀時所用犧牲有時多到三十牛、四十牛、五十牛。據統計，僅《殷墟卜辭綜類》所收祭祀王亥的卜辭，就有大約96條之多。有時甚至用祭天的禮節來祭祀王亥。而且，在上甲微以前，除“河”外，商朝人祭祀先公的配偶，唯王亥一人。“河”是《史記·殷本紀》中所載商先公“冥”，也就是王亥的父親，是大禹之后的又一位治水英雄。他因治水而死，是一位于本族有大功的人，因而也被列入重要的祀典之中。在先商歷史上，上甲微（甲骨文稱上報甲或報甲）也是一位重要的先公先王，《國語·魯語》說：“上甲微能帥契者也，商人報焉。”商人的國家祭祀典禮有禘、郊、祖、宗、報五種，商人祭祀上甲微是用“報”典。卜辭中凡是合祭先公先王的，也都從上甲微開始，而王亥正是上甲微的父親。由此可知，商先公冥、王亥、上甲微，這祖、父、子三人在商朝人心目中的地位非同一般。

    再次、在商先公中被稱為“王”的只有王亥一人。

    從契到上甲微，商族的社會性質屬于父系氏族社會中的“中心聚落形態”階段。而王亥時期應為中心聚落形態向邦國（邦國時期即初始國家也即早期國家時期）的過渡期，是先商歷史的重要轉折時期，最后到商湯時期走向王國形態。

    在商先公中，獨有亥被稱為“王”，名王亥。這個“王”雖與成湯及其成湯以后的商王之“王”有所不同，但也和此前作為部落首領的“酋長”有區別。通過眾多史料的互證，史學家們認為，“王”的稱號是權力的象征，說明王亥已經擁有后世“王“的權利，因此給人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成湯時期，商族又經歷了一個重要的轉變，即在這一時期，成湯通過戰爭征伐和宗教祭祀這兩個重要的機制，使原來處于雛形或萌芽狀態的王權獲得了長足的發展，并伴隨著對夏王朝的推翻和取而代之，實現了由邦國向王國的轉變。

    此外，武丁時期，卜辭中有多次“貞于王亥求年”、“貞于王亥告秋”的記載。“求年”即求生求雨，求年祈年；“告秋”是每年秋收時舉行的隆重的祭祀活動，意思是把收獲的喜訊告慰自然界的神靈和祖先。《說文》：“秋，禾谷熟也。”這說明武丁時期，人們在敬天保民、重農裕民的思想指導下，在祈禱風調雨順、禾谷成熟時，也往往祭祀王亥，希望得到王亥的保佑。這種情況，也從一個方面說明了王亥在商先公中有著較高的地位，因之受到商人的懷念和崇拜。

    二、王亥是中國畜牧業和商業的創始人

    在甲骨卜辭中，王亥既稱高祖又稱王，受到商人隆重的祭祀，被商人懷念和崇拜。之所以如此，除了其作為先公的重要地位外，還在于他為人類做出了突出的貢獻。正如王國維所說：“然則王亥祀典之隆，亦以其為制作之圣人，非徒以其為先祖。”那么，王亥是以什么“制作”而被稱為圣人，成為后人尊崇、隆祀的對象呢?

    首先，王亥是中國畜牧業的創始人。

    王亥最突出的貢獻之一就是他馴服了牛羊，發明了牛車，從而被奉為中國畜牧業的創始人。《山海經·大荒東經》和《楚辭·天問》中都提到王亥“仆牛”；《世本》、《呂氏春秋·勿躬》作“服牛”；《天問》作“牧夫牛羊”。仆、服、牧皆為一聲之轉，都可訓釋為“馴服”之意。那么，上述文獻記載，所傳遞的共同意思就是王亥馴服牛羊，以牛駕車作為運載的工具。《世本·作篇》曰“相土作乘馬。”相土乃商湯十一世祖，契之孫。“相土作乘馬”意為相土馴養馬作為運載工具，可以說王亥是繼承了商先公重視畜牧業的傳統。在先商文化遺址中，業已出土大量牛、羊、豬、鹿、狗等動物遺骸，這是先商時期商族人畜牧業發展情況的有力佐證。

    王亥之“亥”，該如何解釋呢？王國維以為“亥”是時間，即祭日。他在《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王亥》中說：“卜辭言王亥者九，其二有祭日，皆以辛亥，與祭大乙用乙日，祭大甲用甲日同例。是王亥確為殷人以辰為名之始，猶上甲微之為以日為名之始也。”但綜合所有祭祀王亥的卜辭來看，“亥”指的不是祭日，也不是十二地支中的“亥”。許慎《說文》云：“亥為豕，與豕同。”段玉裁注：“謂二篆之古文，實一字也。”那么，依從《說文》許解與段注，再從王亥受到商人崇拜的程度來看，亥應該是“豕”即豬。這就像周朝的始祖棄，因為重視農業，教民耕種各種糧食作物而被稱作“后稷”一樣，說明王亥重視畜牧業，飼養豬等家畜，因之被人們稱為“王亥”。而“后稷”之“后”與“王亥”之“王”，都是指受人尊敬的“領袖”。《管子·輕重戊》：“殷人之王，立帛(皂字之誤)牢，服牛馬，以為民利。”“皂”是喂牛馬的槽，“牢”是養牛羊用的圈，“服”乃馴服、放牧之意。這說明，王亥不僅養豬，而且養牛、馬，從而為人民提供便利。

    文獻記載，商族是一個經常遷徙的部落。《尚書·盤庚》孔穎達疏引班固說:“殷人屢遷，前八后五。”商族多次遷徙，說明其統治中心游移不定，其中重要的原因，正如許多學者所指出的，是與商族畜牧業的發展相適應的。王亥馴化牛，并發明牛車，是相土發明馬車的繼續和發展，是畜牧業的發展和頻繁的遷徙的需要，它的發明，使人們由此掌握了畜養和役使畜力的方法，以至在商立國以后，畜牧業成為商代社會經濟的一個重要部門，畜牧品種六畜齊全，并設立有專門的牧場和專門主管畜牧業的官員。考古發現的商代大量的祭祀用牲，以及甲骨文中大量用牲的記載正反映了商代畜牧業發達的情況。而所有這些，正與先商時期重視畜牧生產，“相土作乘馬”、“亥作服牛”等是一脈相承的。

    王亥所處的時代為奴隸社會初期，以農業生產為主，生活水平相對低下。與此同時，王亥時期的商部落已經能飼養豬、牛、馬等牲畜，從飼養個別家畜到畜牧業逐步發達，從而使畜牧養殖業從農業中分離出來。這樣，既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又推動了社會的進步。這是生產力發展和提高的重要標志，王亥也因此受到后人的崇拜。王國維認為王亥“為制作之圣人”，這里“制作”應為“發明”意，“制作之圣人”是說王亥是畜牧業的發明者。因此，胡厚宣說“王亥是一個畜牧業的創始人”。他把人們從土地上解放出來，豐富了人們的生活內容。

    其次、王亥是中國商業的創始人。

     王亥飼養、放牧牲畜，帶動了一個新興產業的崛起，為人們的生活帶來了極大的便利。王亥的貢獻還不止于此，他掀起了一場更為深刻的經濟革命，這就是商業貿易。在農業與畜牧業的發展進程中，商部落的經濟實力不斷增強，剩余的農產品及畜牧產品越來越多。為了讓剩余的產品換回部落內部欠缺的物品，以發揮其更大的功用，王亥于是親自趕著牛群，與四周部落進行以物易物的商業貿易活動。眾多文獻資料表明，王亥是中國歷史上有記載的最早做生意的商人。

    《尚書·酒誥》曰：王亥“肇牽牛車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

    《周易·系辭下》云：“服牛乘馬，引重致遠，以利天下。”

    《周易·大有》云：“大車以載，利有攸往。”

    《山海經·大荒東經》曰：“有困民國，勾姓而食。有人曰王亥，兩手操鳥，方食其頭。王亥托于有易，河伯仆牛，有易殺王亥，取仆牛。”

    今本《竹書紀年》云：“帝泄十二年，殷侯子亥賓于有易，有易殺而放之”。

    古本《竹書紀年》說：“殷王子亥賓于有易而淫焉，有易之君綿臣殺而放之。是故殷王甲微假師于河伯，以伐有易，滅之，遂殺其君綿臣也。”

    《管子·輕重戊》：“殷人之王，立帛牢，服牛馬，以為民利，而天下化之。”

    《楚辭·天問》：“該秉該德，厥父是藏，胡終弊于有扈（易），牧夫牛羊？干協時舞，何以懷之？平肋曼膚，何以肥之？有扈牧豎，云何而逢？擊床先出，其命何從？恒秉季德，焉得夫樸牛？”
“王亥仆牛”是見于古代文獻的關于經商活動的最早記載，這與《尚書·酒誥》中的“肇牽牛車遠服賈”相聯系，說明是趕著牛車去外地做買賣，從事交易活動。《尚書》是我國最早的歷史文獻，記載商朝歷史較早，最為可信，也是較為詳細的文獻資料，其中關于商業貿易始于殷商之人的記載己被眾多中國現代學者所認定。我國著名歷史學家徐中舒先生于1927年提出，“商賈之名，疑即由殷民而起”。之后，郭沫若、吳晗、李亞農、范文瀾等著名史學家都支持這一觀點，在不同的著述中都表達了共同的認識：商人、商業之得名與商族有關，且起源于商族人。郭沫若先生在《中國史稿》中寫道：“農業的發展促進了農業和畜牧業的分工，農業和手工業的分工也相應地擴大了。因此，商人與其他部落之間的交換是比較活躍的。冥子王亥的時候，開始利用牛作為負重的工具，在各部落間進行貿易。”范文瀾在《中國通史簡編》中說：“自契至湯凡十四代，遷居八次……傳說湯十一代祖相土發明馬車，八代祖冥治河溺死，七代祖王亥發明牛車。《管子·輕重篇》說，‘殷朝的先王……用牛馬駕車，有利民眾，天下都學他們的制作。’”

    前揭書《山海經》和《竹書紀年》所載王亥“托”于有易或“賓”于有易，就是指王亥帶著大批牛羊，從事商業活動，暫居或客居于有易這個地方。王亥賓（客居）于有易，以通商為手段，賺取了有易國的大量財寶；以蠶食、擴張為目的，威脅到了有易君的統治地位，于是和有易氏發生了沖突，最終導致被殺［10］。當然，還有一種可能性是，王亥的大批牲畜引起了有易氏部落的貪欲，有易之君綿臣奪走了王亥的牛羊，并殺死了王亥，也就是《周易》中所載王亥“喪牛于易”、“喪羊于易”。不論怎么說，這場沖突都可以視為中國有史以來記載的第一次因貿易而引發的商戰。

    商業貿易帶動了經濟的發展，王亥之后的商部落勢力進一步擴大，他們沿襲王亥的傳統，繼續進行商業貿易活動。由于從事物品交換的人越來越多，于是逐漸形成了專門從事遠方販運貨物進行貿易的商賈，《尚書•酒誥》所載“肇牽車牛遠服賈，用孝養厥父母”，即是反映了這種情況。由于這些貿易之人大多是來自于商部落，所以，其他部落的人稱商部落的人為“商人”，稱他們帶來的物品為“商品”。久而久之，商人也就成了經商之人的專有名詞了，他們的交易活動就是“商業”活動；而作為最早進行貿易的王亥，便是“商業”始祖，即商人的祖先。（作者簡介：朱鳳祥  商丘師院歷史與社會學院副教授，歷史學博士，主要從事中國古代社會史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