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詩是他的衣飾，諷刺是他的皮肉，而人類的同情者，這基本的基本，才是他的心。”（劉西渭：《讀＜里門拾記＞》，《師陀研究資料》），從劉西渭的整篇評論文章來看，他這里所說的“詩意”仍然是從古典美學意義上來理解師陀作品中所呈現出的詩性特征，他僅僅把它看作師陀作品的修辭特點，如語言文字的優美，自然風景的精雕細鏤等等。其實，簡單地用古典美學中的詩性特征“和諧、優美”等詞語并不能涵蓋住師陀作品的美學特征。
　　
    師陀的許多作品，常常在最冷靜最無情的敘述和批判中，在反向的表達中突然流露自我的情感意識，從而，形成一種情感上的“逆轉”和情節結構的逆差。如“我不愛我的家鄉，但是我懷念那片廣大的原野”，在《老抓傳》中，師陀寫道，“在那里永遠計算著小錢度日，被一條無形的鎖鏈糾纏住，人是苦惱的。要發泄化不開的的積郁，于是互相毆打，父與子，夫與妻，同兄弟，同鄰舍，同不相干的人；腦袋流了血，在創口上掩一把煙絲：這是我的家鄉”。（師  陀：《老抓傳》，《黃花苔》）等等便是典型的師陀式的“逆轉”句式。經過新文化思想啟蒙的師陀，以一位嚴厲的文化批判者形象，俯視故鄉，無情地揭露了故鄉文化的愚昧和荒謬，但是，“這是我的家鄉”，這幾乎是絕望的吶喊，它流露了師陀隱藏得很深的痛楚，把前面所有冷靜的批判都涂上了自我情感色彩，那是一種創傷，是永遠無法舍棄的愛恨的交結。這簡單的敘述轉合形成一種情節和情感上的“逆轉”，使文章包含著巨大的悲劇感，而不止于單純的揭露黑暗現實和批判傳統文化。師陀非常善于使用這種結構方式，它總是在意料之外的情況下直達作者和讀者的情感最深處，讓你毫無防備地走進一種本質性的境地，使最丑陋、最無法容忍的故鄉鄉鎮生活場景充滿情感氣息和詩意的感覺。
　　
    我把師陀作品所蘊含的這種詩意稱為“殘酷的詩意”，這里所說的“詩意”并非古典美學意義上的“詩意”，不是現實敘述層面的情境描寫，不是傳統審美觀念中的“美”和“和諧”，而是從現代意識層面來講的，它可能是一種殘缺，一種震驚，一種丑陋的展示，卻充滿著冷靜的批判精神和審視意味，它迫使你走向更深的思索和某種具有哲學意味的沉思，由此，達到一種思維的澄明境地和詩性氣息。這種具有明顯的現代意識的現代詩性和沈從文、廢名文中的古典詩性特征恰恰構成中國現代鄉土文學詩性特征的兩個方面。
　　
    必須指出的是，我這里所說的“現代詩性”并不局限于作家們對社會現實的批判精神和“感時憂國”的情懷，而是更多地是指作家對人的存在狀況的質疑，這種質疑態度超越于時代的某一階段；它也沒有“古典詩性”所暗指的一個浪漫主義的理想社會和人性的標準，它的思維沒有終結點，它和“異鄉人”的征程一致，永遠在“在途中”，如魯迅、蕭紅和其它一些鄉土作家都有明顯的現代詩性。其實，沈從文和廢名等的鄉土小說在不同程度上都具有現代詩性的特征，我在這里只是取其主要美學傾向。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師陀有這樣的“殘酷的詩意”？它和師陀心中的“異鄉人”意識和“故鄉情感”之間的矛盾有沒有關系？我們再回到師陀的作品中，會發現，師陀的思維始終處在無所不在的矛盾糾纏之中，這矛盾就是“荒原”般荒涼、無情的故鄉和他對故鄉無法擺脫的情感之間的矛盾。
　　
    評論者們都注意到師陀作品中大量的“廢墟、荒原”意象（楊義在《中國現代小說史》（第三卷）中寫道：“這里蘊涵著師陀式的‘荒原意識’：鄉土化作廢墟，空氣中還回蕩著尖厲、村俗而怪誕的鬼魂鳴奏曲…”416頁，人民文學出版社；《中國現代文學三十年》（錢理群等著）也提到師陀作品中的“荒村、棄園、廢宅”等意象），這也是五四新文學先驅們的所共有的心理背景――荒原意識（趙園在《鄉村荒原――對中國現當代小說的一種考察》寫道：“由五四新文學發動的，緣于‘外鑠’的文化批判的激情，也促成了對于荒原式生存的發現。部分作家有意使用了以荒野式生態、人生寄寓文化思考、文化理想的一套象喻系統。”《趙園自選集》，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和其它鄉土作家一樣，師陀心中的荒原意識來源于他的漂泊無定的生活，來自于他對廢墟般的時代景象的感受；但是，就師陀的創作來看，師陀心中的“荒原意識”卻更多地來源于他的破敗的、被時光遺忘了的家鄉原野和生活在其中的“故鄉人”的生命狀態。在某種程度上，恰恰是這些獨特的意象組成了師陀作品獨特的詩意，這種荒涼的詩意甚至是作者的審美取向。
　　
    師陀的故鄉――河南杞縣，緊靠著九朝古都開封。在二十世紀三四十年代，河南頻遭水旱澇災和戰亂的打擊，經濟極端衰退，古都開封早已失去了帝王氣象，非常破敗，荒涼，師陀在這片中原大地生活了二十一年。從他的履歷我們知道，師陀出生在一個破敗的地主家庭，童年時代的他，已經不得不在田野里勞作。另外，青年時代父親的死、小侄的死和分家等等都給他以打擊，這使本來就頗為荒涼的故鄉在他眼里更涂上一層憂郁、冷酷的色彩。他的大部分短篇小說、散文都以“故鄉”為基本背景，他稱“這塊地上有毒”（師  陀：《毒咒》，《蘆焚短篇小說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畢四奶用她所能想象到的最惡毒的方式詛咒著――中原大地――這片“有毒”的土地，直至成為一片荒蕪；“魁爺”以極端的專制主義統治著果園城，也抽走了果園城人的靈魂和存在的自主性；荒涼的小車站在上演著千年不變的男人打女人的故事，“空恬的原野上，起了呼救聲，就在這車站下。呼聲隨即就消失了，沉寂又重鎖了這幅天地。但那呼聲的尾音卻像一聲哨子，尖利而且可怕，至今似乎還刺痛人的耳朵。”（師  陀：《這世界》，《黃花苔》）“沉寂”，這是處于前文明狀態下的中國小城，它到處是死一般的寂靜，生命在無為的掙扎，甚至連這掙扎似乎也成為了一個儀式，而非生命本真的呼救。
　　
    即使在那果園城里，那象“云和湖一樣展開，裝飾了小城”的果園也只是殘酷、無情的人生的背景，果園被寂寞地遺忘，人們在這文化的廢墟上毫無希望地生活著。我們好象能感受到師陀那“異鄉人”的靈魂始終在曠野中游蕩，他總在尋找，思索，所發現、所感受到的卻始終是生的悲哀和生命逝去的無可挽回的憂傷，目之所及只是一片沼澤滿地、無所去從的“荒原”以及無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