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會的批判、對歷史的審視以及對生命的體驗都沉入到自己的生命意識之中，從而一切所觀之物都變成了自我生命的觀照。它并非局限于作者對故鄉的實在感情，而是一種思維的向度。而所謂的“故鄉意識”并非單純地指作家對故鄉的懷念，而是指一種思維方式，它意味著作者始終以“故鄉情感”看待世界，意味著作者具有怎樣冷靜的批判也罷，痛斥也罷，最終仍然回歸到情感層面之中，它意味著作者始終帶著“最令人心碎的激情”熱愛著這荒謬的人生。正是這憎恨和絕望之后的思考和熱愛，這對人類整體生存的悲天憫人的關懷體現著作者的詩性，從而也把傳統的、社會學層面的“詩意”提升到具有現代意義的、形而上的“詩意”層面。
　　
    師陀在《果園城記》中所展示的“果園城”文化――處于停滯狀態的中國文化性格――是評論家都注意到的，勿庸贅述。我在這里所關注的是作品的敘述者――馬叔敖先生。就敘述者而言，馬叔敖作為一個“異鄉人”回到果園城這一封閉的空間，是一個自由穿行于作品內外的結構者，以他過去的“印象”來對照小城現在的境象，時光的流逝和生命的可怕變化才更顯現出它的意義和形象，為作品提供了反省的可能。在《呼蘭河傳》中，蕭紅以童稚的“我”為基本視角，她通過“我”的無知、天真寫出生命的大悲劇，反襯出鄉村原生態生存方式對人性的摧殘，這種“原生態”狀態是成年之后、接受了現代思想、遠離了故鄉的蕭紅才意識到的。實際上，無論是師陀作品中的“馬叔敖”還是蕭紅作品中的“我”都是觀望“故鄉”的一雙“眼睛”，它把“故鄉”從回憶的空間拉到現實空間和歷史過程之中，使“故鄉”具有闡釋的可能性。這雙眼睛里面所蘊含的正是無法抹去的故鄉情感和故鄉意識以及由此而產生的對生命、時代以及文化的感受。
　　
    師陀在寫《果園城記》時寫道，“這小書的主人公是一個我想象中的小城，不是那位馬叔敖——或是說那位‘我’，我不知道他的身份，性格，作為，一句話，我不知道他是誰，他要到何處去。我有意把這小城寫成中國小城的代表，它在我心目中有生命，有性格，有思想，有見解，有情感，有壽命，象一個活的人。”（師  陀：《＜果園城記＞序》，《果園城記》）這是一個完全封閉式的小城：小城所有的人和事最后都歸結到城主魁爺那里，他掌握著每個人生殺大權。葛天民的改革無疾而終，賀文龍的文稿最終還是那幾行字，桃紅在一年年地繡著嫁妝，但卻只能裝在箱子里讓它發霉，快樂的油三妹自殺、徐立剛被殺等等，每一個具有生命力的形象都被扼殺。在這些敘述中，只有時間的流程是恒定的，生命在它那里是虛無、可笑的存在，死亡也只是一個偶然的變數。“果園城”成為一個巨大的歷史凝固物，以它的“不變”對抗、消融著社會的“變”的因子。《百順街》里面師陀對民族式的“吃”的描寫最能概括這種文化的吞噬力。“屠戶將毛都趕不及刮凈的豬送到廚房，而廚子也只有功夫請它們去鍋里洗一個澡，但一拿到桌上，便什么都不見了，單留著空空的碗盞。”（師  陀：《百順街》，《蘆焚短篇小說選集》，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百順街》是師陀式諷刺的極致，是中國文化劣根性一次集中、徹底的大亮相。這種毫不留情的橫剖面的揭露批判和高度的意象化在師陀作品中并不多。
　　
    無所不在的“故鄉情感”使師陀對文化揭露并非止于理性的評判，而是對每一個體生命做最細微的體察和思考，由此，師陀作品中充滿了大量的關于生命，死亡，時光的意象。師陀對死亡有獨特的感受，他始終對人的存在意義和存在方式本身產生質疑。他在作品中展示了一個生存的“眾生相”，各個角落，各個層次的生命方式，彌漫在作品中的始終是揮之不去的虛無感。“當你想到這個人的死，你會象許多人曾經懷疑的，你覺得象一個謎語：‘他是為什么生的？’”。（師  陀：《同窗》，《蘆焚散文選集》）作者借“死”寫“生”的悲哀，這悲哀使你意識到在這樣的文化方式下，人只是在無為地生活，沒有創造的可能，更沒有生命力可言，“那女仆送上茶來，仍舊是老規矩，每人一只蓋碗。”（師  陀：《果園城》，《果園城記》）作者所有的感受，憤怒、無奈、悲哀都蘊含在這“仍舊”中，這不變的“蓋碗”使作者對生命存在的荒謬感達到了極致。
　　
    在不變的空間意象中，時間產生了它的威力，“時光于是悄悄的過去，即使是在這小城里，世人最不注意的角上，它也不曾停留。……跟這些人物在一起，我們還想到在夜色模糊中玉墀四周的石欄，一直沖上去的殿角，在空中飛翔的蝙蝠。天下至大，難道還有比這些更使我們難忘，還有比最早種在我們心田上的種子更能拔去的嗎？”（師  陀：《說書人》，《蘆焚散文選集》）其實，作者并不僅僅止于哀嘆生命本身的逝去，而是與之同時失去的具有生命意味影象的事物，石欄，殿角，和空中飛翔的蝙蝠，它們再現了過去的生活世界，通過它們，生命的過去和現在才能聯系起來，這也正是“故鄉”的意義所在。
　　
    無論是在 “果園城”、“百順街”，還是聽到“那為尋找愛情卻永遠失蹤了的青年牧人”的故事，生命和時間、歷史和文化的悲劇感、虛無感、荒謬感始終縈繞在師陀的意識中。然而，“荒謬就產生于這種人的呼喚和世界不合理的沉默之間的對抗。”（加  繆（法）：《西西弗的神話》，31頁，三聯出版社，1998年10月版）這句話告訴我們，明白了人生的荒謬和虛無，并不意味著就被動地承受這無望而冰冷的世界，相反，荒謬是“一種在所有激情中最令人心碎的激情”，它的產生使你成為一個“有意識”的人，他不是逃遁，而是抗爭和熱愛。
　　
    因此，在師陀的作品中，哪怕是最感傷的場景，你也會感受到蘊藏著的不妥協精神，“但為這集散文命名的時候，我不取馳名海內的蒲公英，也不取較為新鮮悅目的地丁，取的卻是不為世人所知的黃花苔。原因是：我是從鄉下來的人，而黃花苔乃暗暗的開，暗暗的敗，然后又暗暗的腐爛，不為世人聞問的花。”（師  陀：《＜黃花苔＞序》，《黃花苔》）當涉及到人的生死時，作者充滿無以難說的悲哀和憤怒（如果園城中桃紅的命運），因為他所感受到的是每一個體生命的悲劇命運，而這悲劇又是這個時代、社會和這種讓人窒息的文化造成的。但是，即使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