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禮記》是儒家重要經典之一，是儒家思想的匯編。相傳是西漢禮學家戴圣所編，成書于西漢末年，唐代時取得經典地位。在以后歷代中《禮記》的社會影響不斷提高，被視為繼《論語》以后儒家最為重要的經典“比肩于孟子，而遠遠超過荀子”(《禮記》序言)。《禮記》對中華民族的社會意識形態形成起了重大作用，尤其是促進了有“禮儀之邦”之譽的中國傳統社會的發展。

    在中國傳統文化中，君子是人們特別崇尚的楷模。人們將人的一切美好愿望賦予君子這一文化形象。君子絕不排斥哪一階級、階層，無論是從事任何職業的人，都有可能達到君子的高度。

    首先，君子要正心、持善和謙謹。如《大學》：

    “所謂修身在正心者，身有所忿怒則不得其正，有所恐懼則不得其正……此所謂修身在正心”

    正心是修身的發端，心正才能產生修養品性的愿望。君子修身的基礎就是從人的本性出發，不做逆于良心、悖于道德的事，同時也不因施加的外力而使正心的意志受到干擾，還要一以貫之，持之以恒。對于優秀品質的保有，一旦獲得便不輕易離身，否則，君子就感到羞恥。正如《檀弓》所說：

    君子有五恥：居其位，無其言，君子恥之；有其言，無其行，君子恥之；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地有余而民不足，君子恥之；眾寡均而倍焉，君子恥之。其中之一即是“既得之而又失之，君子恥之。”

    善是人的品行中應保有的底色，做人行事莫不以善為根本。不管是個人獨處，還是公眾場合，君子始終對善堅守如一，即“君子敦善行而不怠”(《曲禮》)。“故君子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慎乎獨也”(《中庸》)。

    人的品行歷練到何種程度，唯平時表現更見清楚。慎獨是修身成敗的關鍵，是君子對于道德的高度自覺，也是對善的內在約束和根本要求，在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君子都應把它作為道德要求去遵守。

    陸九淵說“慎獨即不自欺”(《陸九淵集》)。君子應理智誠心正義，發自內心謙虛。正如《中庸》所謂：

    子曰：“人皆日予知，趨而納諸罟獲陷阱之中，而莫之辟也。人皆日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君子能夠以審慎的態度對待自己，無情地鞭撻內心不守君子之道的欲望，通過深刻的反省，漸漸達到在誘惑面前可以淡定自守的境界。由此可見，君子并非不食人間煙火，有遠離世俗之心境，而是由于有自我警惕的意識，在背離“正道”時積極檢討改正。因此君子具有高度的自律精神。

    君子不爭名逐利，浮華人生，即所謂身正為范。如《表記》：

    君子不自大其事，不自尚其功，以求處情，過行弗卒，以求處厚，彰人之善而美人之功，以求下賢。《禮記》認為：“君子言必慮其所忠，而行必稽其所蔽(《緇衣》)，”為的是“則民謹于言而甚于行(《緇衣》)。”君子一方面警惕禍從口出“君子逆于口……口費而煩，易出難悔，易以溺人(《緇衣》)”；一方面慎重自己的影響：秉正社會風氣，人人有責。于修身而言君子以誠為大，不巧語迎合人，不許無稽之愿。故《表記》：

    于有喪者之側，不能賻焉，則不問其所費，于有病者之側，不能饋焉，則不問其所欲，有客不能館，則不問其所舍……言必行，行必果……口惠而實不至，怨災及其身。君子不是唯諾之人，但君子卻是懂得分寸，是重言之士，懂得只有先修養好自身才容易獲得客觀的效果。所以君子注重以身作則，“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謹慎是君子用來自我約束的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