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色，性也。自古“英雄難過美人關”，色欲更能考驗君子的風度。有數據統計發現，在近些年來查出的重大經濟案件中，絕大多數犯罪者均與色情有關，色似乎成了腐敗的源頭之一。再看社會泛濫的有關色性的赤裸裸的污穢言語，世風日下令人痛心，社會道德受到嚴重挑釁。《禮記》中有大量篇幅談論與色性有關的倫理道德，并通過繁文冗節來規范人們行為。這些令人反感的“瞻前顧后”和“唯唯諾諾”早被視為封建糟粕棄之久遠，然而，靜下心來揣度一下，我們不禁要會心古人的良苦用心——欣慰又感動于先人的理智。他們是把人作為人看待，因而，極力區別于動物的蒙昧，希望通過禮制融入生活來克服人類無法褪盡的動物性的一面。

    《禮記》中，直接談論色的并不多，但通過禮儀間接規范的卻不少，如《內則》認為：

    男女不雜做，不同槐枷，不同中節，不親受。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以筐。其無筐，則皆坐莫之而后取之。外內不共井，不共沐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

    古人出于規范的目的，擺出一系列讓人難以接受的規矩，似乎在什么時候都是不可理喻。但是通過各種禮儀去旁敲側擊，也從一個側面反映，色是難以言清的。做為人性的本能，似乎禁欲就是對人性的違背，所以在束手無策的情況下往往只能因勢利導。但是，從做為人生修養的一個方面看，逐色動機和行為卻不能不加以限制。然而，又談何容易，以至孔子都無奈的說“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論語》)。即使人人都崇尚德行，但與追求色欲的沖動相比還是不及，好像沒有什么比追求色更讓人樂此不疲的了。因此，君子在此尤其要守節。“君子遠色以為民紀”(《坊記》)，“去讒遠色”(《王制》)。可以說，處理不好色欲，很容易讓人走向庸俗甚至墮落。古往今來，有多少失足者因流連于此而陷入燈紅酒綠，聲色犬馬之途，更有那些貪污腐化，濫用職權者亦多與此有千絲萬縷的聯系。所以，君子要在此避免禍患。結合君子的修養，這似乎又是一個不需要多議的話題，深厚的基本功就是君子自持的有效武器。

    求利之心與逐利行為是人生存發展的需要。先秦儒家思想肯定了人對正當利益的追求，然而，他們看到在這一追求過程中，貪欲邪惡之念往往也相伴而生。儒家要求君子“見利不忘義”(《儒行》)，“私惠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王制》)。君子只取自己該取的部分。如《表記》：

    事君，大言入則望大利，小言入則望小利。故君子不以小言受大祿，不以大言受小祿。

    總之，君子在面對利與義時要有清廉、坦達之心，有高度的自治精神，不在物欲面前折節，但也不為保全所謂的名譽而壓制對物欲的需求。在正確的價值觀指導下君子得之淡然，失之坦然。這種取舍有度的義利觀，對今天物欲橫流的社會中苦苦掙扎得身心疲憊的人們來說，匡正其求利動機與逐利行為，不無啟示意義。物質與金錢的確能帶給人肉體的享受，但如果是建立在有缺陷的精神支柱之上的話，那么邪惡的欲望遲早會將人拖進不擇手段的深淵。正確的義利價值觀和正當的追求是人幸福感的重要支柱之一。

    再次，君子把孝作為立身之本

    孝為中華傳統文化的重要內容，也是中國文化家國同構模式的一個重要紐帶。君子是社會的楷模，理所當然的也應成為孝的榜樣。如此，好似把孝提到君子高度，才能發揮得淋漓盡致，其實孝是中華民族人格最基本的修養之一。如《祭義》：

    曾子曰：“夫孝，置之而色乎天地，薄之而橫乎四海，施諸后世而無朝夕，推而放諸東海而準，推而放諸西海而準，推而放諸南海而準，推而放諸北海而準。”

    孝，放之四海而皆準。它是為所有人準備的而不避細枝末節。“夫為人子，出比告，反必面”(《曲禮》)。“孝子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祭義》)。和顏悅色，一團和氣，是孝誠意的彰顯，于反哺之情盡心而少憾矣!然而，實際生活中卻有許多不近如人意的地方，正如《檀弓》所云：

    樂正子春之母死，五日而不食。曰：“吾悔之，自吾母而不得吾情，吾惡乎用吾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