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經了幾千年的尚孝文化已經內化為中華民族的傳統美德，其原因在《祭義》中有這樣的闡釋：君子反古復始，不志其由生也，是以致其敬，發其情，竭力從事以報其親，不敢弗盡也。(君子反思遠古，追懷本始，不忘自己生命的由來，所以要表達敬意，抒發摯情，竭力做事，來報答生育自己的尊親，不敢不盡心竭力。)

    道理很淺顯，深入思考下去便會發現其實耐人尋味。

    孝，源于家庭內部，是家庭和滿的無形支柱之一。一個洋溢著脈脈溫情的家庭，是個人進步的有力支持，是個人為社會所做的基礎性貢獻之一，——幸福的家庭是社會最健康的細胞。如《大學》認為：

    “所謂治國必先治其家，其家不可教而教人者，無之。”“一家仁，一國興仁；一家讓，一國興讓。”

    這也是要求君子要治國必先齊其家的原因，家的重要，可以顯見。

    最后，君子以經理天下為實現人生的最高價值，即君子為政和治國儒家奉行出世思想，君子在完成自我修養的同時，還需要走向社會去實現人生價值。這就是輔佐君王謀劃天下或入仕為官奉獻才華，用自己深厚的修養來育化萬民，以實現社會和諧。這是《禮記》理想的人文治國理念，也是為官之德。官員是社會秩序核心的組成部分之一，其組織領導能力事關一方福祉；其個人形象和魅力影響到對群眾的感召力。因此“孔子曰‘古之為政，愛人為大。……大愛不親，弗敬不正。愛與敬，其政之本與!”(《哀公》)愛、敬是待民的基本態度，沒有冥完不化的百姓，只有不施仁德的為政之舉。因此《緇衣》認為：

    夫民教之以德，齊之以禮，則民有各心，夫民教之以政，齊之以刑，則民有遁心。故君民者子以愛之，信以結之，則民不倍，恭以蒞之，則民有孫心。”“有國家章義脆惡，以示民厚，則民情不貳。

    因此，君子為政，時時從檢討自己出發，不推委責任，盡量避免有傷民意的事“德輝動乎內，而民莫不承德”(《祭義》)，“故為政在人”，說到底，為官應是為百姓謀福利，只有這樣為政才能聚民心、凝民力，從而得到百姓的擁護。

    為官如此，做為擁有至高權威的一國君主，更要以仁愛理念寬待天下蒼生。“方以類聚，物以群分，則性命不同矣”(《樂記》)。統治者應該以社稷為重，寬容為懷，兼容并包，涵納不同民族的不同習性。如《王制》：

    其政，不易其宜。中國戎宜，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東方日夷，被發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日蠻，雕題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日戎，被發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日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國、夷、蠻、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備器，五方之民，言語不通，嗜欲不同。達其志，通其欲。只有這樣各民族才能各得其所，和平共融。“以史為鑒，可以知興替”，借鑒前人經驗可以避免許多彎路，《祭義》認為：

    “先王之所治天下者五：貴有德，貴貴，貴老，敬長，慈幼。此五者先王之所以定天下者也。”尊重該尊重的，慈愛該慈愛的，以禮遇的精神待民，則民必報之以重禮。這種仁愛精神關鍵是取決于統治者自身，要求君主具備君子修養。

    評古論今，我們不得不遺憾地說，最樸素簡顯的道理今天在相當多的行政官員中被視為絆腳石，被踢得一文不值。看那些腐化貪污，官僚作風，真是令人痛心疾首，他們為一己私利而置國家與人民的利益于不顧，捫心自問，良心何在!這種“竊國”現象的不良影響應當引起注意。又如公務員考試，一個普通的崗位薪水也并不誘人，居然吸引了數千人同時投考。當然這其中原因很多，但從受訪者那里了解，他們認定公務員是一個肥水職業，潛在的“灰色”收入的誘惑使他們不惜加入到千軍萬馬的行列，爭過獨木橋!“天下熙熙，皆為利來；天下攘攘，皆為利往。”過多的譴責并不利于問題的解決，要遏制不良現象，應采取標本兼治的措施，多層面制約，多手段并行，多種有效機制同時發揮作用。這樣，也許我們提倡的服務于現代社會的君子文化才能有所保證。

    總之，我們應在繼承優秀的傳統文化的基礎上，取其精華，去其糟粕，汲取先人的智慧，矯正社會發展中人們道德的缺失，讓元典的精華“化育天下”，為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服務。【原標題：《禮記》中的君子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