東漢黨錮之禍，是東漢桓、靈時的兩次打擊士人和太學生的事件，影響深遠。東漢末年，外戚與宦官交替把持朝政，皇帝形同虛設。他們一方面大肆搜刮民脂民膏，強敢豪奪；同時又把持官吏選拔大權，濫用親朋，顛倒是非，混淆黑白，堵塞了一大批有品行，有學識的知識分子的仕途。當時民間流傳著嘲諷官吏選拔制度的打油詩：“舉秀才，不知書；察孝廉，父別居；寒素清白濁如泥，高第良將怯如雞。”可知在外戚宦官把持下選拔出來的官吏都是何等昏庸的人物。政治的黑暗，社會的動蕩，國家命運和個人前途的渺茫，促使一部分官僚和知識分子對時政提出議論和尖銳的批評，貶抑篡權竊國的外戚宦官，褒揚不畏權勢憂國憂民的清官廉吏，逐漸形成了所謂的“清議”，這種清議發展到后來，便釀成了中國歷史上有名的黨錮之禍。

    外戚宦官主持朝政，有氣節的士大夫必然退歸田里，這是中國歷史上的一個規律，早在順帝時，士大夫就曾毀裂冠帶，避禍深山。到桓帝時，政治更加黑暗，更多的知識分子逃入鄉下或山林，或躬自耕稼，自食其力；或隱居講學，苦身修節。表面看起來是與世無爭，而透過其表象則可以清楚地看出他們對外戚宦官當朝的強烈不滿。所以，當朝廷安車玄纁，到深山谷中征請他們入朝為官，替宦官政治歌功頌德時，他們寧死也不肯與宦官為伍，不但不應征，而且進而指斥時政。《后漢書·黨錮列傳》稱桓帝、靈帝之間，“主荒政謬，國命委于閹寺，士子羞與為伍，故匹夫抗憤，處士橫議，遂乃激揚名聲，互相題拂，品敷公卿，裁量執政，鯁直之風，于斯行矣。”

    與避居深山或山野的耆年淵德者相對應的，是居于太學年青氣盛的青年學生。東漢桓帝年間，太學生已達3萬多人，他們有感于自己家世的零落和政治前途的暗淡。也對宦官當政感到怨恨。于是，以郭泰、賈彪等為首的一批學生領袖一方面在太學中進行反宦官政治的組織和宣傳；另一方面，又吸收社會上有識有才能者入太學，以擴充自己陣容。因此，太學也成為當時又一政治活動中心，中國的年輕知識分子第一次出現在政治斗爭的前線上。桓帝永興元年（153年）朱穆任冀州（今河北中南部）刺吏，懲除貪官污吏和權貴。他又以宦官趙忠葬父僭越規制為由，挖墳剖棺查實并逮捕其家屬治罪。桓帝聞訊大怒，反將朱穆判作苦役。因此，引發了歷史上第一次大規模的學生請愿運動。太學生劉陶等數千人到宮廷向桓帝上書請愿，為朱穆喊冤。他們指責“中官近習，竊持國柄，手握王爵，口含天憲”，顛倒是非，濫用職權。朱穆忠心憂國，深謀遠慮。是難得的賢臣。如非要判刑，則我愿代他受刑服苦役。桓帝只好赦免了朱穆。第一次請愿算是結束了。桓帝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規平羌有功，因宦官徐璜，左悺向其敲榨貨賂不遂，誣陷其侵沒軍餉，判其服刑苦役。于是，太學生張鳳等300余人又發起第二次請愿運動，詣宮廷上書為皇甫規鳴冤，皇甫規又因而得以赦免。

    處士的橫議與太學生的抗憤，給一批中下級正直官吏在精神上和輿論上以極大鼓舞，他們也剛正執法，制裁宦官及其親朋。河東太守劉祜的屬縣令長大半為宦官子弟，百姓患之。劉祜到任，黜其強權，平理冤獄。苑康為太山太守時，郡內豪姓多不法，苑康奮威怒，施嚴令，再無敢犯者。南陽太守成瑨與功曹岑晊誅殺與宦官勾結的商人地主張訊。山陽太守翟超與督郵張儉籍沒宦官侯覽老家財產。太原太守劉瓆誅殺貪橫放恣的小黃門趙津。東海相黃浮逮捕射殺太守李暠之女的下邳令徐宣一門老幼，并將徐宣棄市示眾。

    在野處士，在朝中下級官吏和太學生三股力量平行發展，交相呼應，遂形成了反宦官斗爭的政治高潮。而這場斗爭的首領人物就是出身中下的官吏后官至太尉的陳蕃，司隸校尉李膺等。桓帝初，李膺為司隸校尉，宦官張讓的弟弟在其屬下任縣令，貪殘暴虐，為躲懲治，逃到張讓家里藏起來。李膺不畏宦官權勢，親自率吏卒到張讓家將其搜捕治法。張讓訴冤桓帝，李膺據理駁斥，桓帝只好判李膺無罪。此后宦官一度收斂，李膺聲望更高。當時人們若受到他的接待，則榮稱作“登龍門”。

    然而，宦官并沒有在那里坐視對手宰割，他們總在伺機反撲。正好發生的張成事件，成為他們發動第一次黨錮事件的借口。史載河內豪強張成善觀天文星相，占卜吉兇。他結交宦官，連桓帝也曾向他請過教。他算準近期將要大赦，乃指使兒子殺人。李膺收捕其子欲治極刑，卻正逢大赦當免。李膺愈懷憤疾，竟不顧大赦令而案殺之。于是懷恨已久的宦官侯覽指使張成的弟子上書，誣告李膺等“養太學游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庭，疑亂風俗。”桓帝聞聽大怒，即下詔逮捕黨人，并向全國公布罪行，以求天下同聲討。其時為延熹九年（166年）。結果，李膺、范游等200多人被捕，“有逃遁不獲者，皆懸金購募。使者四出，相望于道。”太尉陳蕃力諫桓帝，指出這種作法“杜塞天下之口，聾盲一世之人，與秦焚書坑儒何異？”桓帝聽了更生氣，竟找借口連陳蕃也罷免了。李膺等在獄中受審時，故意牽扯部分宦官子弟，使宦官懼怕牽連。竇皇后的父親竇武不滿宦官專權，同情太學生反宦官運動，太學生乃求助于竇武。竇武乃上疏切諫桓帝，赦免黨人不要治罪，否則，將天下寒心，海內失望。于是，永康元年（167年）赦免黨人200余人。將其全部罷官歸家，并書名三府，終身禁錮不得為官。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