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們共相標榜，指天下名士為稱號，“上曰三君，次曰八俊，次曰八顧，次曰八及，次曰八廚。”以竇武、陳蕃等為三君，“君”指受世人共同崇敬。以李膺、王暢等為八俊，“俊”指人中英雄。以郭泰、范滂等為八顧，“顧”指品德高尚而及于人。以張儉、劉表等為八及，“及”指能引導人追行受崇者。

    以度尚、張邈等為八廚，“廚”指能以財富救助他人。這種相互的激勵，使與朝廷權宦們的對立情緒更為強烈，不但沒能使黨人屈服，反而更激發了他們的斗志。

    桓帝死后，靈帝立，宦官的權勢更大，也愈加腐朽荒淫。侯覽、曹節、王甫等人與靈帝乳母及諸女尚書，相互奸姘，穢亂宮廷，操弄國柄。太傅陳蕃、大將軍竇武乃謀誅殺宦官，不幸事泄，反被誅殺。由此開始，宦官們有恃無恐，開始對黨人大打出手，演出了第二次黨錮之禍。建寧二年（169年）宦官侯覽指使人誣告山陽郡東部督郵張儉結黨，圖危社稷。曹節趁機示意有關治獄部門將上次的黨錮者也牽扯進去。靈帝昏庸，遂準其奏，于是，李膺、范滂等百余人被逮捕死于獄中，張儉外逃出境才得以幸免。但他外逃途中，曾得到過許多人的冒死掩護，官府沿途追查，因此成百人受牽累而家破人亡。這時候，仇人間也借機陷害對方，誣指與黨人無關者。

    宦官又將天下豪杰及儒學有行義者皆指為黨人，其死、徙、廢、禁者，又六、七百人。事情至此并未結束，熹平五年（176年）永昌太守曹鸞上書為黨人訟冤，認為黨人者，或耆擁淵德，或衣冠英賢，皆宜股肱王室。今乃被禁錮，辱在涂泥，所以災異屢見，水旱并至。應該解除禁錮，以慰天命。曹鸞的上書本是好意，哪知皇上龍顏大怒，不但不聽勸諫，反將曹鸞拘死于獄。又下詔州郡，更考黨人門生故吏，父子兄弟在位者，全部免官禁錮，波及五屬。這就是第二次黨錮事件。這次事件打擊面更寬，懲治也更殘酷。自此以后，士人忌口，萬馬齊喑，有氣節的知識分子幾無遺類，社會陷入一片黑暗和混亂之中。

    東漢的黨錮之禍是中國封建社會歷史上第一次黨錮事件。它不同于秦始皇的焚書坑儒只坑殺儒生，禁錮百家思想而獨崇法家，也不同于后來的文字獄。它是擅政宦官假借皇帝名義而對朝野反對士人及年輕學生的全面打擊。但這種倒行逆施，并不能挽救其行將滅亡的統治，當士人、學生的“文爭”被鎮壓下去以后，接下來的，就是平民百姓們不堪壓迫起而進行的“武斗”了，黨錮不久的黃巾大起義，給封建統治者以沉重打擊，使漢靈帝意識到如不解決黨錮問題，黨人與起義軍結合則后果不堪設想，于是，中平元年（184年）宣布大赦黨人，流放者準許返回故里。至此，黨錮問題才算最后解決。【原標題：東漢黨錮之禍：士大夫政治抗爭的第二次大慘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