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核心提示】在禪宗由梵至華的演化中，并未拋棄印度禪的核心，只是讓其形式更適合中國民眾的心理和中國社會的文化背景，以后的中土禪宗雖一花五葉，變化繁多，但萬變不離其宗，其基礎和宗旨均不出達摩祖師所倡導之“二入四行”之法。

　　廣州是達摩祖師入華的首站，這里留下了許多有關他的遺跡和傳說。西來庵（今廣州華林寺）、洗缽泉、達摩井等都是達摩祖師在嶺南傳法的見證。廣州光孝寺為達摩祖師入華駐錫之首剎，大開東山法門之第一站。中國禪宗的傳播和發展與號稱“海濱法窟”的廣州有著源遠流長的法緣、人緣和地緣關系。

　　中國禪宗之成形實源

　　從漢魏至唐宋的千余年間，來華弘傳佛法的印度高僧大德不計其數，若說他們中在中國社會的知名度最高的，則非菩提達摩莫屬。

　　其實，印度禪法及相關禪定經典之譯介并非始于菩提達摩，而是始于漢末來華的西域僧人安世高，此后支讖到佛陀跋陀羅都曾先后譯介并傳授過印度禪法。然而，菩提達摩之所以被稱為禪宗初祖，首先，是因為在他之前的諸大德所傳之禪法只是佛門三學中的定學，并非全部解脫之道，而達摩所傳為禪學，其禪修是一個完整系統的調理身心、見性開悟的解脫之道，而并非只是禪定，即通常所說的“三摩地”（Samādhi）；其次，達摩所傳有明確的師承，即南印度禪修解脫之一大宗派，這一法脈世系雖有諸多編造之嫌，但其一脈相傳卻是真實不虛的；最后，雖然達摩初入華時影響較小，但及至五傳之后，終于開花結果，成為中國佛教的主流。因此，中國禪宗之成形實源于達摩之禪學，而非漢末安世高等大德之禪法，所以他被中國禪宗公認為東土初祖。

　　真實形象仍在歷史云霧中

　　雖然達摩祖師是一位家喻戶曉的歷史人物和禪宗大師，但記錄其生平行跡的原始文獻則鳳毛麟角。而且，如顧頡剛在研究中國上古史料時所認為的那樣，相關文獻材料是“層累地制造”出來的，即越接近其所處的時代，材料越是少之又少，而時代離其愈遠，文獻材料則愈加豐富系統。

　　初唐以前，有關達摩祖師生平行跡的材料主要是北魏楊衒之的《洛陽伽藍記》和唐道宣的《續高僧傳》。在《伽藍記永寧寺條》和《續僧傳達摩本傳》中，有關記述達摩祖師生平事跡的文字均極為簡略，甚至可以說是語焉不詳。而后來的文獻，從《楞伽師資記》到《景德傳燈錄》，從《祖唐集》到《指月錄》，有關達摩祖師的記載變得日益豐富起來，有關其生平事跡也描述得日益細致具體了，甚至可以詳細到某月某日的言行。這些當然要歸結于禪宗在唐末以后的繁榮興盛，禪宗各派為了樹立自己的法統，便不斷地制造了東土初祖達摩言傳身教的細節。對這些真偽參半的文獻資料，中外學者曾進行過系統的研究，力圖還原一個符合歷史真實的菩提達摩。然而直到現在，達摩祖師的真實形象仍然籠罩在歷史的云霧之中。

　　盡管達摩祖師被附會了眾多的神異和傳說，但作為溝通中印禪學的橋梁，作為中印文化交流的使者，其歷史的真實性卻是不容置疑的。這種附會傳說日漸豐富的現象，對于每一位宗教大師來講，在歷史上也是常見的。透過這些離奇的傳說，我們還是大致可以勾勒出達摩祖師的生平行跡和禪學要旨的。

　　籍教悟宗基本弘法模式

　　菩提達摩（梵名Bodhidharma），“摩”亦作“磨”，略稱“達摩”或“達磨”，文獻中以稱“達磨”者居多，意譯為“道法”或“覺法”。據《續高僧傳》卷16及《景德傳燈錄》卷3記載，達摩祖師為南天竺人，其最為膾炙人口并為后人所反復稱引的是其與梁武帝蕭衍關于“功德”的對話和入寂前與嗣法弟子間關于“所得”的談話。

　　兩段對話以明代瞿汝稷所集的《指月錄》記載最為翔實�！读�祖壇經》中記載，韋璩曾就達摩祖師稱梁武帝無功德的對話請教過六祖，六祖答言：“實無功德，勿疑先圣（即達摩）之言。”這說明在六祖時代，關于梁武帝有無功德的問題就是佛門常常談論的話題之一。雖然《指月錄》式的記載夾雜了不少附會增益之辭，但其基本史實還是可信的。我們可以看出，達摩禪法是重精神解脫而輕物質布施的，是重體證開悟而輕經教解說的。解脫之道就是要體證自己本有的“凈智妙圓”，清凈佛性；見性之法，不在言說，而在力行，故不發一言的慧可得其精髓，傳以衣缽。

　　《續高僧傳》謂其“隨其所止，誨以禪教”。短短八個字，道出了達摩祖師籍教悟宗、傳授禪法的基本弘法模式。其所籍經教為求那跋陀羅所譯四卷本《楞伽經》。其所傳之法門為“二入四行”，其中的 “二入”即理入和行入，“四行”即報怨行、隨緣行、無所求行和稱法行。前二行教人正確應對順逆之境，后二行則教人知苦斷欲，依教修行，自覺覺他，通過認識自身本有之“真性”而達到超脫一切的精神境界。

　　達摩祖師以四卷《楞伽》教人，認為“我觀漢地，惟有此經，仁者依行，自得度世”。達摩所傳雖以見性為目的，但仍然是印度傳統的籍教悟宗之法。所以先得“理入”，從經典上起信、起解，然后才是 “行入”，使自己的整個行為契入開悟之途。但受當時重視義理研究、忽視體證實修風氣之影響，三傳之后，真參實修之學，逐漸變成名相釋義之風，哲人之慧一變而為經師之學。另外，達摩禪修之法，主張漸修以達頓悟，這也與《楞伽》事須漸修、理則頓悟的思想相符。至六祖時，針對重禪定過程、輕體認本性的弊端，提倡定慧一體，頓悟成佛，因而形成了人們常說的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的中國禪宗（南派），由此，才有“誦經三千部，曹溪一句亡”的接引風格，完成了印度禪向中國禪的轉變。

　　在禪宗由梵至華的演化中，并未拋棄印度禪的核心，只是讓其形式更適合中國民眾的心理和中國社會的文化背景，以后的中土禪宗雖一花五葉，變化繁多，但萬變不離其宗，其基礎和宗旨均不出達摩祖師所倡導之“二入四行”之法。因此，達摩祖師實際是印度禪學向中國禪宗深化的橋梁和階梯，是中印禪文化交流的關鍵和樞紐。作者：何方耀（作者單位：華南農業大學歷史系）【原標題：初祖達摩的生平行跡和禪學要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