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高宗(1107—1187),名趙構,字德基,徽宗第九子。即位前,為定武軍節度使、檢校太尉,受封蜀國公、廣平郡王。宣和三年(1121)進封康王。靖康元年(1126),趙構曾作為軍前計議使出使金營議和。是年冬,當金兵第二次南侵時,他又作為使臣,赴宗望營中求和。行至途中,因軍民勸阻,留于河北。欽宗命他為河北天下兵馬大元帥,募兵勤王。靖康二年,金兵攻陷京城,北宋滅亡。五月,趙構到南京(今河南商丘)即皇帝位,時年21歲。改年號為建炎,是為宋高宗。
放棄中原,偏安一隅南宋政權建立后,因南北軍民抗金熱潮高漲,趙構不得不標榜“中興”,起用主戰派李綱為相,宗澤為東京留守,但同時又任命主和派黃潛善為中書侍郎,參預政務,汪伯彥為同知樞密院事,執掌兵權。建炎元年(1127)六月,李綱入朝上“十議”,提出備戰抗金,恢復中原的主張。宗澤在開封修筑工事,募集軍隊,聯絡河北義兵,請高宗回駕開封,做收復失地的準備。然而,高宗卻聽從黃、汪的意見,手詔:“京師未可往,當巡幸東南。”①一開始就暴露了他放棄中原,偷安一隅的思想。以后他撤銷李綱等職位,廢除各種抗金措施,而把軍政大權交給黃潛善、汪伯彥掌握。十月,高宗退至揚州。金兵得知高宗南逃,于是更加肆無忌憚,連年揮兵南下侵擾中原,追逐東南。從此,高宗開始了十幾年輾轉流徙,東躲西藏的動蕩歲月。據《建炎以來朝野雜記》甲集卷五記載,這一時期逃避的線路是:建炎元年“十月,幸揚州。三年二月,渡江幸杭州。四月,進幸江寧。八月,復幸臨安。十二月,自明州幸海。四年正月,幸溫州。四月,進幸越州。紹興二年正月,又幸臨安。四年十月,又幸平江。五年二月,還臨安。六年九月,又幸平江。七年四月,進幸建康。八年三月,復還臨安。”
宋高宗不相信軍民抗戰的力量,只顧倉皇逃跑,又不斷派出使臣,向金朝求和。建炎三年(1129)他逃到江寧(今南京)時就派洪皓為大金通問使,金朝不許,將洪皓扣留在北方。同年八月,高宗又派杜時亮為奉使大金軍前使到金軍上書求和,并在致金朝的信中卑躬膝屈地說:“今以守則無人,奔則無地,所以愢愢然惟冀閣下之見哀而赦己。”“愿削去舊號,是天地之間皆大金之國,而尊無二上。”②就在高宗如驚弓之鳥四處逃避又無恥求和的時候,南北軍民展開了英勇的抗金斗爭。在北方地區出現了像太行山“八字軍”、山西和陜西一帶的紅巾軍、河北五馬山軍、山東梁山泊水軍等義軍,他們奮起反抗金兵,但是他們得不到南宋朝廷的支持,卻遭受高宗勒令解散的連連打擊。在此期間,以岳飛、韓世忠、吳玠等為代表的抗金將領,也發揮了他們的軍事才能,對南犯的金軍給予沉重打擊,為宋高宗贏得了喘息的機會。正是由于前方軍民的英勇抗擊,才于紹興二年(1132)以后,逐步形成①《宋史》卷24《高宗紀》一。
②《續資治通鑒》卷105,高宗建炎三年。
南宋東起淮水,西至秦嶺的戰線。紹興八年(1138),高宗正式在臨安(今杭州)建都,維持著半壁江山的統治。
猜忌將帥,重用奸佞與逃跑、求和的政策密切相關的是宋高宗在朝內猜忌諸將,重用奸佞,而這種政策有其深刻的歷史淵源和現實原因。首先,防范武將、守內虛外是北宋立國以來世傳的“家法”。自宋太祖以來宋朝諸帝對于武將一直抱有猜忌心理,他們懼怕武將在戰爭中發展力量,而最終造成對皇權的威脅。因此他們不敢放手讓武將用兵,要時時限制或者剝奪武將的兵權,甚至在戰爭有利的情況下也寧愿賠款求和,而不讓武將在戰爭中發揮更大作用。正如清代學者王夫之所說的:“宋之猜防其臣也甚矣,鑒高橋之己事,懲五代之前車,有功者必抑,有權者必奪,即至高宗,微弱已極,猶畏其臣之強盛,橫加鋟削。”①宋高宗更是把這一套祖宗“家法”發揮得淋漓盡致。
早在宋高宗倚靠諸將,應付金兵追逐之際,就暗示諸將不能擁兵自重。
他為韓世忠手書《郭子儀傳》,要求大將們向唐朝名將郭子儀學習①。向郭子儀學什么呢?高宗認為,郭子儀雖總兵在外,功高名著,但心專朝廷,時時聽從召喚。他又以郭子儀的事例告誡另一位大將張俊說:“今卿所管兵,乃朝廷兵也。若知尊朝廷如子儀,則非特身享福,子孫昌盛亦如之。若持兵權之存而輕視朝廷,有命不即稟,非特子孫不饗福,身亦有不測之禍,卿宜戒之。”②這是在警告諸將,必須謹尊朝廷之命,否則不但身有不測,還禍及子孫。
之所以要限制諸將,還有一個重要的現實原因,就是宋高宗對主戰派將領們恢復中原,迎回徽、欽二帝的主張極其反感,他怕欽宗回來奪了他的帝位。個中原委當然高宗不便明言,但他的實際行動卻很能說明問題。還在建炎元年時,太學生陳東、歐陽澈因上書請求高宗親征北伐,迎回徽、欽二帝,就被高宗斬首。高宗即位后,雖然口頭上也說要迎回“二圣”,但實際上經過“和議”的反復交涉,最后只是迎回徽宗的梓宮和韋后,而讓欽宗客死異國。在抗擊金兵的戰爭中,高宗更是對將帥嚴加控制,生怕他們“張皇事勢”,“卻致引惹”,而甘愿放棄勝利成果,與金議和。紹興十年(1140),岳飛在郾城大敗金兵主力,先鋒部隊克復了鄭州、洛陽,并得到黃河以北忠義民兵的響應,準備收復河南全境。然而,高宗、秦檜卻接連下令要岳飛退兵回朝,并先期撤回東路的援兵,迫使岳飛“忍令十年之功毀于一旦”,從郾城退軍。紹興十一年(1141)高宗、秦檜準備進一步向金朝投降,于是在四月間召張俊、韓世忠、岳飛進京,一舉收回三大帥在外的兵權。年底,高宗等人為了除去心頭之患、向金人獻媚,又將岳飛父子殺害。明代文士文徵明為岳飛廟作《滿江紅》詞曰:“豈不惜,中原蹙;豈不惜,徽欽辱。但徽欽既返,此身何屬?千載休談南渡錯,當時自怕中原復!”①要控制將帥,投降偷安,就得信用一些趣味相投的奸佞之臣。高宗即位①王夫之:《宋論》卷10。
①《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36,建炎四年。
②《建炎以來系年要錄》卷139,紹興十一年。
①轉引自徐階編《岳武穆遺文》。
之初,先是重用黃、汪,罷黜李綱,一味南逃。建炎四年(1130),秦檜從金朝南下,勸高宗向金兵求和,正合高宗心意,喜曰:“檜樸忠過人,朕得之喜而不寐。”稱“又得一佳人”②。不久,他就把秦檜提拔為宰相,因迫于輿論壓力,中間曾將秦檜罷相,但數年后,又重新起用,并言聽計從,聽任秦檜專擅國柄,橫行朝中,直至老死任上!端问·高宗紀》說他使“岳飛父子竟死于大功垂成之秋”,“其始惑于汪、黃,其終制于奸檜,恬墮猥懦,坐失事機”。這些評論是很中肯的。
屈辱議和,南北分立既然以偷安東南為既定國策,那么向金朝屈辱妥協就必然的了。高宗自即位以來,謀求與金議和便是他一直努力的目標。而金朝也看透了這一點,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