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軍的光輝史冊上，有一位鮮為人知的卓越領導人，他就是前中共中央軍委書記武懷讓。武懷讓，字邁五，曾用名武胡景，化名羅玉堂、吳客敬、吳福敬、李士安、林大生等。1899年生，河南省孟縣（今孟州市）人。在那黑暗的舊中國，武懷讓看到我們國家深受三座大山的壓迫，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從小就立下了救國救民的遠大抱負。學生時代，他就積極接受進步思想，多次開展反帝反封建的學生運動。1921年，他成為中國共產黨的早期黨員。從此，他披肝瀝膽、出生入死地為黨工作。

    追求真理　赴蘇北上

　　1924年7月，黨根據形勢發展的需要，決定派遣武懷讓帶領曾涌泉等13人到莫斯科東方勞動大學學習，尋求革命真理，他先后擔任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國共產黨旅莫支部書記，與劉伯堅等人負責中共旅莫黨團支部工作。

　　次年7月，武懷讓與同校的侯玉蘭結為伉儷。同時更使他高興的是，朱德從柏林出獄后，經波羅的海到莫斯科，武懷讓對朱德已早聞大名，兩人異國他鄉見面，自然格外親切，武懷讓將朱德的生活安排妥貼后，陪同朱德參觀勞動大學，瞻仰列寧墓，游覽莫斯科街景。8月上旬，在旅莫支部會上，朱德被任命為第六黨小組組長，令朱德暫時留俄。朱德便向武懷讓提出“趁機會進修軍事”的請求，武懷讓便將朱德安排在紅軍大學軍訓班學習。軍訓班設在距莫斯科近兩個小時路程的農莊里，武懷讓常去看望朱德。1926年7月，朱德奉命回國參加北伐戰爭，他將朱德送上火車，兩人揮淚話別。

　　武懷讓在任中共旅莫黨團支部書記期間，夜以繼日為黨工作。為了宣傳革命，他和曾涌泉等人創辦《前進報》，他任社長兼主筆，他所撰寫的文章，筆鋒犀利，文采激揚，催人奮進。1926年，他擔任了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

　　武懷讓還特別注重黨的建設，并適時將黨的活動延伸到中山大學。當時在中山大學學習的鄧小平被任命為中山大學青年團的組長。

　　1928年6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塞列布耶別墅召開。會議安排武懷讓回山東工作，瞿秋白接任武懷讓的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武懷讓為了回國工作，毅然將親生骨肉南昌（生于1927年8月1日南昌起義爆發日，取名南昌）放在孤兒院，攜妻侯玉蘭回國，直奔白區工作。

    危難時刻　擔當重任

　　1929年夏，中央軍委秘書白鑫叛變，彭拜、楊殷等5人犧牲，任弼時被捕；1931年1月，唐禹投敵，林育南、何孟雄等60人被抓，惲代英就義；4月，政治局委員，中共特科負責人顧順章被捕叛變，蔡和森慘死；6月，中共總書記向忠發被捕叛變……蔣介石中原大戰勝利，閻馮歸蔣，張學良十九萬東北軍交蔣，向我蘇區圍剿，日本正加緊侵略我東北，內外交加，千鈞一發，革命處于危急關頭。

　　向忠發投敵后，王明當上了總書記，僅當兩個多月總書記的王明，預感上海環境日趨險惡，革命形勢嚴峻，9月，便急忙將總書記職務轉交給博古，匆匆攜夫人去了莫斯科。12月，根據蘇區形勢發展的需要，先后任軍委書記的周恩來和李富春去了蘇區，政治局召開會議，研究何人有能力接任軍委書記這一要職，會議選出兩人：張國燾和武懷讓，當時在蘇區的張國燾推諉不赴任，中央決定任命武懷讓為中央軍委書記。

　　1931年底，中共滿州省委書記羅登賢持伍豪、陳云寫給武懷讓的信，來到哈爾濱傳達了中央的任命通知，武懷讓看到形勢如此嚴峻，為了黨的事業，他于1932年1月中旬，大雪初霽，踏著沒膝大雪，頂著寒風，帶著不滿1歲的女兒，在楊靖宇、趙尚志的護送下，告別哈爾濱赴上海任中央軍委書記之職。當時氣溫達零下30多度，上到輪船后，武懷讓以為女兒已凍死，準備扔到海里，打開毛毯后看到還會蠕動，才把女兒帶回上海，就是現在北京航天學院的武華。

　　武懷讓在任軍委書記期間，有力地抵制王明、博古的教條主義，忍辱負重地工作。支持蘇區領導毛澤東、朱德、周恩來等同志“避強攻弱”的運動戰術，由林彪、聶榮臻的中路軍改為東路軍，攻打福建薄弱敵人。博古則將此斥之為“分散紅軍、民粹主義、脫離了布爾什維克”，并下達文件進行批評。可文件下達不到一個星期，部隊就取得了龍巖和漳州兩大戰役的勝利，使紅軍又走上了運動戰的正確道路。之后，又做出了“水口”之戰的正確決策，殲滅入贛粵敵20個團，迫使陳濟棠退出贛南根據地。特別是蔣介石進行第四次圍剿時，他命令紅一方面軍由南雄、信豐北上，策應鄂、豫、皖威脅南昌，減輕敵人對鄂、豫、皖、湘西根據地的壓力，有力配合了紅四方面軍的反圍剿斗爭。同時制定了敵人未合圍前“突破一面、先發制人、主動出擊”的戰略方針，在蘇區領導朱德、周恩來等同志的指揮配合下，繳獲蔣介石嫡系部隊陳誠大量新式武器和軍械，取得了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從而使閩、贛、浙根據地擴大連成一片。這一時期成為紅軍根據地發展的全盛時期，對中國革命的勝利作出了巨大貢獻。

　　1932年8月，中央來電，改任武懷讓為中央保衛部（亦稱中央特委和特科）部長。為了全力干好黨的工作，武懷讓不得不把1歲的小女兒武華交給兄長撫養。1933年，博古、李德先后到了蘇區，仍走左傾軍事路線，以陣地戰、堡壘戰代替運動戰，致使紅軍第五次反圍剿遭到慘敗。1934年10月，元氣大傷的紅軍被迫長征。

    赴蘇開會　神密失蹤

　　1935年春，遵義會議后，陳云同志到上海傳達中央指示，命武懷讓赴莫斯科傳達遵義會議精神，并出席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實際是監視王明、康生在共產國際活動，提防王明再次掌握中央大權。武懷讓和陳云分別后，又向宋慶齡、路易艾黎等朋友辭別，乘火車赴莫斯科。下車時，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團長王明攜妻孟慶樹前來迎接，并安排高級賓館，為其接風。同時，駐共產國際代表團副團長康生，對武懷讓夫婦更加熱情。武懷讓意識到王明、康生是想把他拉攏到他們一邊。大會即將開始之際，康生借武懷讓有病去看望之機，大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