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學家本色
 
    2002年接到上級任命，杜祥琬只能如約前往工程院履新，院里安排他分管能源學部工作。對當時正醉心于激光技術研究的杜祥琬來講，能源是充滿未知的全新領域。工作性質也由具體的科研項目攻關，轉向更加宏觀的戰略咨詢層面。
 
    這個全新的角色不無挑戰。
 
    自上世紀90年代起，隨著我國工業化步伐快速推進，經濟得以飛速增長，然而與之相伴的則是能源消耗總量節節高攀、環境污染日益堪憂。就在杜祥琬履新的2002年，我國取代日本成為全球第二大石油消費國，同時也是煤炭、鋼鐵、銅礦的世界第一消費大國。
 
    如何保障我國能源安全，如何提高能源使用效率，如何開發布局新能源建設……擺在杜祥琬面前的，是一個個難解的命題。
 
    “工程院作戰略咨詢研究為主，方法不一樣，要求也不一樣。”杜祥琬坦陳，進入角色一開始，他的確有些不適應，“很多關于能源的新概念也不可能原來都懂。”能源涉及面很廣，有眾多分支領域，而工程院沒有自己的下屬研究院所，開展工作必須重新組織隊伍。
 
    與以往一樣，杜祥琬克服困難的辦法仍是那條顛撲不滅的真理——不停學習，業務知識要更新，工作方法更要不斷探索。
 
    “就算你很有想法，也不能光靠自己，而是要組織起院士專家們，發揮大家的積極性。”杜祥琬說這是他開展工作的基本原則，需要他做的就是“把大家張羅好”。
 
    相較于微觀具體、目標單純的科研工作，戰略咨詢面對的情況更加復雜，往往涉及多方利益。
 
    在參加有關能源會議時，來自不同行業領域的說辭時常讓杜祥琬深受觸動。電力行業、能源企業的人士往往會拿出一組數據，預估說我們的能耗水平與美國相比還有很大發展空間，或者拿“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等指標來說事。
 
    “這真是我們國家的能源發展空間嗎？”杜祥琬要求自己始終對這些數字保持警惕。
 
    從一線科研到戰略咨詢，領域變更，角色轉換，杜祥琬說其間貫穿著相通的思維方法，“唯物論和辯證法的哲學觀念，搞具體研究需要它，搞戰略研究更離不開它”。無論研究如何宏觀，都得老老實實“摳數據”，科學思維仍是基礎。
 
    采訪中，杜祥琬談起他近期對諸多問題的思考，但總是不急于亮出自己的觀點，而是拿出調研數據作為佐證娓娓道來，如求解數學題一般遵循嚴格的科學邏輯：發現問題、尋找路徑、實施破解。
 
    不難理解，這是科學家的本色使然。
 
    平衡的哲學
 
    2010年，研究了8年能源問題的杜祥琬出任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主任，這一組織是我國參與國際氣候談判的頂級“智囊團”。氣候談判背后，是各國間能源發展的角力。
 
    “氣候變化問題很復雜，有主流認識，也有不同觀點。但若要應對氣候變化，我們被要求做些實實在在節能減排的事情。這是不是科學的？”杜祥琬說，自己首先就要把這個“科學性”的問題想清楚，“否則如何做這個主任”？
 
    仔細分析后，杜祥琬得出了一個充滿“辯證”意味的結論：氣候變化在不確定中有確定性。他歸結出幾個確定的“支點”：減緩和適應氣候變化、保障能源和環境安全、加強基礎設施建設等等。這些“支點”為大家共同認可，才可進一步提出應對策略。
 
    “包括國家領導人在內，大家對這些問題的認識并不都是一致的。”杜祥琬需要將各種矛盾“對立統一”起來，在自己想清楚的情況下理出頭緒，提好建議，“這是科技工作者的責任”。
 
    氣候變化以自然科學問題為始，然而一旦進入各國視野和聯合國議程，就演變為觸及各國利益的經濟社會問題，少不了斗爭和博弈。
 
    約訪杜祥琬期間，他剛剛參加完多哈氣候談判歸來。“每次談判都很艱難，這次也幾乎就要破裂。”杜祥琬回憶起會場上四處彌漫的硝煙味兒。
 
    會議主席拿出一攬子文件，美國人在討論時說了諸多的“不贊成”，其他參會國都很擔心。最后投票表決時，美國代表團的意見仍是“不贊成”，但并未說出“反對”二字。錘音落下，文件最終被通過。
 
    在“不贊成”與“反對”之間，用詞分寸的精確拿捏背后，是政治外交思維。
 
    2010年冬天，杜祥琬第一次作為氣候變化問題“智囊團”成員飛赴坎昆參加談判。他在日記中寫下心得：“氣候談判就是這樣，既有共識，又有差異；既有矛盾，還得合作。會上大聲講，會下細細聊。少不了吵架，也必須握手。”
 
    從科學家的視角來看，這種工作會不會太過糾結？一向行事沉穩的杜祥琬笑答，適度平衡就是哲學，哪兒都離不開哲學啊。
 
    世界眼光、國際思維，一次次的磨礪中杜祥琬對自己的角色有著清晰的定位，博弈斗爭中必須堅守國家意志。事實上，他的人生歷程中所做的每一項工作，無一不關乎國家利益。這是時代賦予他的使命。
 
    享受遼闊
 
    從核物理研究到激光技術，再到今天的能源戰略和氣候變化，杜祥琬說驅動他人生之旅的動力有兩個：一是興趣愛好，二是國家需求。
 
    無論是具體科研還是戰略咨詢，在杜祥琬看來，它們之間有著最大的相通之處——為了國家。
 
    “我的職業軌跡，好像都是國家發展到一定階段，有了這些需要，就把我派到了那些領域。每一步都是這樣。”在不斷的“被選擇”中，杜祥琬并不認為會有自身興趣與國家需求相左之時，“有了為國家的理念，才能有興趣去鉆研”。
 
    1938年出生的杜祥琬說如今自己到了應該退休的年齡，但他每天的工作依然安排得滿滿當當。
 
    “我很想做做減法，然后梳理梳理這一屋子的資料。”杜祥琬環視辦公室，各種文字材料幾乎擠占了每一處空間，整整齊齊碼放著。
 
    每天從早忙到晚，杜祥琬沒能留給自己的身體以足夠的時間和關心，這是多年來他對自己最大的不滿。他說自己的意識已比過去有了一些進步，無論如何都要堅持一點鍛煉，但還是很不夠。他設想，退休后就能有更多自己的空間，去游游泳、散散步。
 
    回望來路，杜祥琬在青春歲月里遭遇的“文革”是他人生中最為艱難的階段。“我們不得不忍受很多非人道的做法，那是我們這一代知識分子的集體磨難。”他說，“十年浩劫”這四個字非常準確，幸運的是自己能夠渡過難關，“存活下來干點事”。
 
    2007年，吉普車載著杜祥琬在大西北的戈壁灘上飛馳。上世紀60年代，他曾在這里為我國氫彈試驗揮灑熱血。心懷感觸，杜祥琬寫下《享受遼闊》一文直抒胸臆，“宇宙之大、歷史之長皆可包容在人的心田和腦海之中，最遼闊的還是人類的思維和胸懷！”
 
    “如果有一天，你知道自己為什么要經受磨難，你就會享受到遼闊，人生的輾轉與挑戰，不過付之一笑。”這句話，多少抒發出杜祥琬心中的況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