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明社會以其澎湃的思潮、變幻的風云、綺麗的景象，構成歷代末世王朝一道獨特的風景線。其時，遭逢社會盛衰巨變的士人不得不起而思索救世的良方，晚明學人呂坤就頗具代表性。

　　呂坤（1536—1618年），字叔簡，一字心吾或新吾，自號抱獨居士，為人“剛介峭直”，官至刑部侍郎，在朝“守正不阿”，曾以“善惡在我，毀譽由人”（《去偽齋文集·自撰墓志銘》）的人品與個性稱道于后世。

　　在以《呻吟語》為代表的諸多著述中，呂坤通過闡述自己對治國修身、為人處世等方面的心得體會和見解，表達了他對重新樹立晚明社會道德標準的迫切心情：“其推勘人情物理，研辨內外公私，痛切之至，令人當下猛省，奚啻砭骨之神針，苦口之良劑。”（《呂語集粹·序》）

　　在呂坤生活的嘉靖、萬歷時代，物欲橫流，“羞恥心”已被人們漸漸淡忘，社會道德體系到了崩潰的邊緣。整個時局如呂坤形容的那樣：“人心如實炮，火一點烈焰騰天；國事如潰瓜，手一觸流液滿地。”面對此情此景，呂坤痛感重樹社會道德的重要，他痛切地指出，“五刑不如一恥”（《呻吟語·治道》），即再殘酷的刑罰，也不如讓人懂得一個“恥”字，教育人懂得廉恥比重刑重罰更重要。人的道德水準提高了，知道什么叫羞恥，什么事該做，什么事不該做，就能明辨是非。人貴有“羞恥之心”，知羞是善的開端，無恥是惡的開始。人之所以是非顛倒，以丑為美，以恥為榮，做出種種不道德的事，一個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不知羞恥。在《呻吟語》等一系列著述中，呂坤都在希望重新喚起人們心中的羞恥心，希望重建儒家修齊治平的道德體系。

　　呂坤重建儒家修齊治平道德體系的努力，首先體現在對君主和各級官吏的道德規范上。呂坤認為，造成晚明世風敗壞的責任首在于貴者賢者，因為“貴者賢者為教化風俗之大蠹也”（《呻吟語·治道》），正是這些擁有權勢和學識的上層人物把晚明社會的風俗帶壞了。呂坤對嘉萬以來君主昏庸、吏治腐敗的社會現實進行了深刻反思，通過深入分析君民關系，明確指出君主應該遵循道德規范。他指出，“天之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呻吟語·治道》）“天”立“君”的目的是讓其為”民”服務的，君主應當勤政愛民以體現天意。呂坤告誡君主不能忘記百姓的作用：“吃這一箸飯是何人種獲底？穿這一匹帛是何人織染底？大廈高堂如何該我居��？安車駟馬如何該我乘坐？”他認為君主應該對這些問題反躬自問，時刻不可忘記“獲飽暖之休，思作者之勞；享尊榮之樂，思供者之苦”（《呻吟語·應務》）。呂坤對當時官場上“不念民生，奔走世態”的腐敗現象深惡痛絕，主張官吏應該“以伊尹之志為己任，以社稷蒼生為己責”（《去偽齋文集·賀侍御侯碧塘》），致力于民務，關心民瘼，清正廉潔。“做官都是苦事，為官原是苦人”，為政要使百姓大家相安。他還總結道：“居官有五要，休錯問一件事，休屈打一個人，休妄廢一分財，休輕勞一夫力，休茍取一文錢。”（《呻吟語·治道》）呂坤本人也在積極踐行著興利除弊、嚴格自律的種種主張，而且正是基于這樣的精神，他敢于冒死上言激烈抨擊萬歷皇帝的昏庸與貪婪。

　　呂坤對物欲橫流的晚明社會里蔓延的貪婪之心有著細致的剖析，他指出：“只一個貪愛心，第一可賤可恥。羊馬之于水草，蠅蟻之于腥膻，蜣螂之于積糞，都是這個念頭。是以君子制欲。”（《呻吟語·修身》）他希望人們按照儒家的道德要求和原則，控制自己的欲望和行為。在《憂危疏》中，呂坤直斥萬歷皇帝的貪婪：“夫天下之財止有此數，君欲富則天下必貧，天下貧則君豈獨富？故曰：同民之欲者，民共樂之；專民之欲者，民共奪之。”他還從正面論述做人要有節制，行為要有度，“防欲如挽逆水之航，才歇力便下流；力善如緣無枝之樹，才住腳便下墜。是以君子之心無時而不敬畏也。”（《呻吟語·存心》）意思是說，防止欲望的膨脹就好像挽拉逆水而上的船只，只要一不用力，船便會往下流去；盡力做善事好像是在攀那沒有枝杈的樹木，才歇腳便會往下滑落。所以，君子應該常懷敬畏之心，不時地提醒和警戒自己。

　　呂坤對利益爭奪問題也看得很透徹。他認為，個人只想著一己私利，不照顧他人利益，則會產生出爾虞我詐，你爭我奪，弱肉強食的情況。“人生一大罪過，只是自私自利四字。公、私兩字，是宇宙的人鬼關。若自朝堂以至閭里，只把持得公字定，便自天清地寧，政道訟息。只一個私字，擾攘的不成世界。”（《呻吟語·治道》）“克一個公己公人心，便是吳越一家；任一個自私自利心，便是父子仇讎。天下興亡、國家治亂、萬姓死生，只爭這個些子。”（《呻吟語·存心》）

　　在為人處世上，呂坤簡潔而中肯地指出：“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呻吟語·應務》）他極力倡導：“處身不妨于薄，待人不妨于厚；責己不妨于厚，責人不妨于薄。”（《呻吟語·修身》）。呂坤認為，在人際關系中，“誠信”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主張“實言、實行、實心”待人（《呻吟語·應務》）。他說：“五道感人處，只在以我真誠怛惻之心，體其委屈必至之情，是故不賞而勸，不激而奮，出一言而能使人致其死命，誠故也。”（《呻吟語·治道》）如果人們不能誠信待人，而是爾虞我詐，就會產生不良社會風氣，社會敗落、國家衰亡的日子也就不遠了，正所謂“人之罪，莫大于欺”（《呻吟語·存心》）。因此，呂坤強調，“人生天地間，要做有益于世底人。縱沒這心腸、本事，也休做有損于世底人。”（《呻吟語·修身》）

　　節儉不僅是修身養性的重要內容，而且也與社會發展、國家命運緊密相連。在“窮極奢靡”的晚明社會，呂坤極力倡導節儉，他本人“翱翔仕路三十余年，而家無厚產，囊鮮余資，清約儉素，依然是如窶人”，“歸家之日，巡撫一任，所得銀不滿二百五十兩”。萬歷四十六年，呂坤溘然離世，他生前自撰墓志銘，遺命喪事從簡：“衣衾僅周身，不重襲。枕柎以經史，不斂含。一豪金珠不以入棺，一寸縑帛不以送葬。明器如生，喪具以紙，余照《家禮》行。不點主，不遠謝，不動鼓吹，不設宴飲。”（《去偽齋文集·自撰墓志銘》）這一切，都緣于他“儉則約，約則百善俱興；侈則肆，肆則百惡俱縱”（《呻吟語·存心》）的了悟，在崇奢的社會風氣中可謂獨樹一幟，為人所不能。

　　在危機重重的晚明社會，呂坤的榮辱思想雖未超出儒家的倫理傳統，但重在針砭時弊、積極用世，因而彰顯出十分突出的現實意義。喬新華【原標題：“五刑不如一恥”——略說呂坤的榮辱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