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圖為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

    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副主任鄭新立做客新浪長安講壇，暢談“圍繞發展方式轉變，凝聚改革共識”。他表示從當前經濟運行態勢來看，今年宏觀調控的重點，是能否把去年第四季度出現的經濟回升態勢繼續保持下去。他認為應該把穩增長放在第一位，這是今年面臨的主要的矛盾。

　　以下為文字實錄：

　　今天我講的題目是：“圍繞發展方式轉變，凝聚改革共識”。這是當前一個有爭議的問題。

　　從當前經濟運行態勢來看，今年宏觀調控的重點，是能不能把去年第四季度出現的經濟回升態勢繼續保持下去。在去年第四季度之前，經濟增長速度出現了連續七個季度下滑，到去年第三季度已經下降到7.5%以下。去年7月份，中央政治局召開會議，分析了上半年的經濟形勢，針對經濟下滑的嚴峻局面，做出了重要的決策，就是把穩增長放在宏觀調控的重要位置。下半年采取了許多措施，包括適度松動銀根，把一年以前凍結的一些項目(包括高鐵項目)重新開工。國家發改委一下子批了十幾個城市大約8千億元的地鐵建設規劃等等。因此，去年下半年經濟開始朝回升的方向轉變，到第四季度出現了一個拐點，連續七個季度下滑的局面終于得到抑制。能不能把這種回升的態勢繼續保持下去，是今年宏觀調控面臨的最大挑戰。今年面臨的問題很多，有可能會出現通貨膨脹。根據最新公布的數據，2月份CPI上漲3.2%，有的同志擔心CPI上來了，會不會收緊銀根。在抑制通脹和穩增長這兩個目標中間，怎么做出一個正確的選擇，是把抑制通脹放在第一位，還是把穩增長放在第一位？我覺得應該把穩增長放在第一位，這是今年面臨的主要的矛盾。今年的宏觀調控，面臨好多“兩難”選擇，既要適度擴大需求，又要避免通貨膨脹；既要適度擴大投資，又要避免走高投資、高消耗、高污染帶動高增長的老路；既要擴大內需，又不能放松擴大出口的努力等等。正確的政策取向，就是要通過發展方式的轉變來解決近期經濟發展所面臨的問題。

　　從長遠來看，“十八大”提出2020年經濟總量和城鄉居民人均收入比2010年雙倍增。去年我們的GDP總量已經達到8.2萬億美元，人均GDP已經達到6086美元。如果我們以2012年“十八大”召開為基期，再經過10年的努力，到2022年召開黨的“二十大”的時候， GDP總量翻一番，城鄉居民人均收入翻一番或者說人均GDP翻一番，人均GDP就可以達到一萬兩千美元以上了。一萬兩千美元是什么概念呢？這是世界銀行[微博]劃定的中等收入和高收入的分界線。再用十年時間，我國13億人口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對世界經濟格局的影響將是巨大的，在人類社會發展史上將具有重大意義。

　　由于我國人口眾多，人均GDP達到一萬兩千美元，經濟總量就有可能趕上和超過美國，摘取經濟總量的金牌。今后十年將是一個艱難爬坡的十年。根據國際經驗和世界銀行做的課題研究，許多國家達到三千美元至五千美元比較容易，五千美元再往上躍升到一萬兩千美元就非常難了，所以他們提出了“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有人說中等收入陷阱不存在，實際上是存在的。上世紀五、六十年代，有幾十個國家都達到了人均GDP四、五千美元，但是經過幾十年的發展，真正邁上高收入國家臺階的也只有寥寥幾個，多數國家在中等收入區間上下徘徊。比如巴西，前年人均GDP已經達到一萬兩千美元，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了，但是去年巴西的貨幣貶值，它又退到中等收入國家行列了。真正能夠走出中等收入陷阱，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也就是東亞的一些國家和地區，比如日本、四小龍等。從這個意義上講，未來十年，是我們走出中等收入區間、跨入高收入國家的十年。黨的“十八大”選出的新的領導班子，是帶領中國人民跨上高收入臺階的領導班子。

　　未來十年，我們可能會遇到同前三十年完全不同的矛盾和問題，必須用新的思路，新的辦法來解決。我在國家計委工作了十幾年，有一個重要的經驗，就是千萬不能用老經驗、老辦法解決新問題。中國經濟發展太快了，體制變化也很快，誰要說自己有經驗，用老辦法就可以解決新問題，肯定是南轅北轍。當前遇到的新問題必須通過改革，通過轉變發展方式來解決。另外，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我們在社會領域也積累了很多矛盾：收入分配不公，社會事業發展滯后，社會穩定也面臨一些挑戰，這些問題也是過去沒有遇到過的。所以，未來十年，能不能實現持續健康發展，實現“十八大”提出的發展目標，用十年的時間跨入高收入國家行列，我們將面臨著許多挑戰。

　　從有利的條件來看，我們實現未來十年乃至二十年的平穩較快增長是完全有可能的。現在社會上似乎出現一種輿論，認為中國的快速增長期已經結束了，已經進入了中速增長階段了，經濟增長放緩是不可避免的。這種輿論聲音很強，好多人都跟著說，我是很不贊成這種觀點的，去年我還寫了好多文章來反駁這種觀點。這些觀點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我都聽到過，也跟他們辯論過。上世紀八十年代，有人說中國最合理的增長速度是7%，九十年代還有人說中國最合理的增長速度是7%。到了“十四”大召開的時候，江澤民總書記在中央黨校講話，提出我們應該爭取9%左右的速度，好多人都反對。結果呢，進入21世紀之后，我們出現了一個高增長、低通脹、高效益的黃金發展十年。進入新世紀(13.26,0.08,0.61%)以后，我們的經濟總量大了，好多人講，再保持較快的增長速度更難了，但是我們的速度反而更快了。2000年到2010年這十年，我們實現了兩位數的增長。所以，根據改革開放三十年我的親身經歷，我們的預測包括一些經濟家的預測往往落后于實際。對中國通過改革釋放出來的巨大能量，往往估計不足。目前我們的GDP達到六千美元，還低于全世界的平均水平，有各種各樣的輿論說我們的勞動力紅利沒了，改革紅利也沒有了，加入全球化產業分工的紅利也沒有了，所以發展的速度應該放緩。尤其是今年春節前后出現了140萬平方公里的霧霾，有人提只有降低速度才能把霧霾解決好，我是不贊成這種觀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