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樣通過轉變發展方式，贏得未來十年到二十年的平穩較快增長。根據日本、韓國和我們臺灣省的經驗，人均GDP達到一萬七千美元的時候，快速增長期才會結束，他們做到了，我們應該也能做得到。我們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制度，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又有中國共產黨的領導，如果日本、韓國和我們的臺灣省能做到，我們做不到，怎么能體現我們制度的優越性？我們應該能做到，有信心做得到。關鍵就是要轉變發展方式，或者實現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產業升級和經濟轉型以及發展方式的轉變，“十七大”時就提出了。但是五年過去了，在發展方式轉變上，在一些重要的領域不是前進了，而是后退了，好多指標不是更好了，而是更差了。發展方式轉變的首要任務是調整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系，擴大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但是很明顯，從“十七大”到“十八大”這五年，投資率更高了，居民消費率更下降了，投資和消費比例失衡的局面更加惡化了。投資率前兩年上升到49%的歷史最高點，最終消費率下降到48%的歷史最低點。最終消費包括政府消費和居民消費，政府消費一般占14%左右，居民消費率下降到34.9%的歷史最低點。這些數據不是更好了，而是更差了。為什么“十七大”提出轉變發展方式，經過五年還是沒有實質性的改變呢？現在各個方面改革的呼聲都比較高，都說要改革，但是到底怎么改？改革的重點放在什么地方？意見很不一致。“十八大”重新提出這個問題，而且強調要以轉變方式為主線，以科學發展為主題。現在看來，要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關鍵是要深化改革，如何凝聚改革共識成為一個突出的問題。“十八大”專門提出一個詞，叫“凝聚共識”，我認為要圍繞發展方式的轉變來凝聚改革共識。因為前三十幾年的改革之所以能取得成功，創造出中國經濟奇跡，關鍵是我們集中改革了阻礙生產力發展的舊體制。按小平同志說，摸著石頭過河，檢驗改革是不是正確的唯一標準就是看是否有利于生產力發展，凡是阻礙生產力發展的都要改掉。這樣就把過去的條條框框全都打破了，一些禁忌也打破了。這種體制上的改革突破，帶來了生產力的大解放，才創造出中國奇跡。經過三十多年的發展，我們又積累了許多矛盾，我看還是要圍繞能不能解放生產力，針對那些影響生產力發展的體制性障礙來進行改革，換句話講就是圍繞發展方式的轉變來進行改革。

　　以下我從六個方面談談如何凝聚改革共識。

　　一、 圍繞經濟增長從投資、出口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轉變改革收入分配制度

　　過去三十多年的快速增長很大程度上是靠高投入、高消耗實現的，投資增長率高于經濟增長率一倍以上。我們GDP總量居世界第二位，但是我們的物質消耗居第一位。我們的粗鋼產量7億多噸，生產能力是9億多噸，占全球的一半以上，水泥產能占全球一半以上，鋁材、平板玻璃和家用電器生產能力都占全球的50%左右。我們的造船能力超過全球市場需求的總和，全球造船訂單都拿到中國來，也不夠咱們中國人干的。我們的家電、發電設備和汽車的生產能力占到全球的30%以上。就連一些戰略性新興產業，像風電設備生產能力也超過國內需求的一倍以上。所以，產能過剩成為當前經濟運行中最突出的矛盾。

　　面對全球金融危機的沖擊，發達國家市場疲軟，對中國商品的進口能力減弱，加劇了國內產能過剩的矛盾。要想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增加消費，大幅度調整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系。

　　從這個圖表中可以看到，改革開放三十多年來，居民消費率是持續下降的。居民消費率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期曾經達到52%，到現在下降到34%，下降了18個百分點。投資率是逐步上升的，到2011年，投資率高達49.2%，最終消費率下降到48.2%，歷史上第一次出現投資率高于最終消費率的狀況，投資率高于最終消費率一個百分點，這種比例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家庭。

　　美國的最終消費率最高是91.7%，居民消費最高是72%，美國的居民消費率比我國高一倍以上。

　　解決產能過剩問題，要找到認識上的根源。過去我們曾長期在計劃經濟下生活，計劃經濟的突出特點就是物質短缺，即需求膨脹，供給不足。而市場經濟的特點則是需求不足，供給過剩，這個規律完全符合馬克思在《資本論》里對資本主義特點的分析。馬克思在《資本論》第一卷里從分析商品的兩重性和剩余價值的生產過程得出結論，資本主義的基本矛盾是生產能力無限擴張與廣大居民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之間的矛盾。由于分配權決定在資本家手里，所以他盡可能壓低工人的工資。C是物耗，M是利潤，V是工資，壓低V，盡可能地增加M，可以獲取更多的利潤，并把利潤用于再投資，通過不斷擴大生產規模來增加盈利。而居民支付能力則受到收入增長的限制。這個基本矛盾導致周期性生產過剩的危機。馬克思的分析是非常深刻的。后來西歐資本主義國家總結了它的教訓，搞福利社會，搞經濟預測，搞宏觀調控，盡量避免生產過剩的危機，使生產過剩的矛盾大大緩解了。現在他們又走過頭了，走到反面了。由于社會保障的包袱過重，超過了財力支撐能力，所以輪到他們過苦日子了。福利上去容易下來難，壓低社會福利支出，老百姓就上街游行了。我們現在對產能過剩矛盾產生的根源缺乏深刻的認識。我們說科學發展觀以人為本，本質就是發展為了人民，發展的成果要由人民共享。但是實際經濟生活中，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跟不上生產擴張的速度，有支付能力的消費能力趕不上生產擴張的速度，出現了嚴重的全面的產能過剩。現在小打小鬧調整不行，必須要有大幅度的調整。要從認識根源上找矛盾產生的原因，使全黨都認清這個問題，統一思想認識，才能痛下決心對投資和消費的比例關系做一個大幅度的調整。改革初期，我們總結前三十年經濟發展的經驗教訓，集中到一點就是急于求成，用高投資率推動高增長，結果欲速則不達。“六五”時期大幅度降低投資率，提高消費率，使廣大居民從經濟增長中得到很多實惠。但后來投資率不斷上升，從25%上升到30%，最后45%也打不住了，直到現在的歷史最高點49.2%。

　　現在的初次分配，是由企業來決定職工的工資。企業在分配中當然喜歡壓低工資，多留利潤，這就造成了居民收入增長速度低于GDP增長速度。“十八大”提出兩個“雙同步”，是一個重大突破，就是居民收入的增長速度要與經濟增長速度同步，職工工資的增長速度要與勞動生產率的提高同步。去年我們實現了收入增長高于GDP的增長速度，是一個好現象。要通過大幅度調整，讓老百姓的收入增長快一點，口袋的錢多一點，特別是中低收入者口袋錢多一點，讓更多的人能買房子、買車，能出去旅游、增加文化消費，讓自己的子女接受更好的教育。這是當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首要任務，就是要通過收入分配制度的改革，實現經濟發展由投資、出口驅動型向消費驅動型轉變。

　　前不久國務院三個部委聯合下發了“關于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的若干意見”，提出了一些原則性、方向性的調整意見，要求國務院各個部門制定實施細則。我們期望實施細則快一點出來，在收入分配調整上能做一個大的文章，從而改變投資率過高，消費率過低的局面，實現發展方式的第一個轉變。

　　二、 圍繞加快第三產業發展，推進“營改增”的稅制改革

　　第三產業發展滯后是我們國民經濟中長期存在的問題。早在上世紀九十年代，國務院就制定了鼓勵第三產業發展的方針，還召開了全國加快第三產業發展的會議。但是20多年過去了，第三產業發展滯后的局面沒有改變。

　　2011年，第三產業增加值占GDP比例為43.1%，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占全社會從業人員的比重只有35.7%，這兩個比例都太低了。全世界第三產業從業人員平均是62%，發展中國家是50%，我們比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還要低14個百分點，這實在是說不過去。我到過印度，印度人均GDP不到我們的二分之一，它的第三產業產值比重和從業人員比重都達到50%以上。印度很重視第三產業，新德里找不到什么大商場，一個個都是小商店。印度政府覺得第三產業利潤比較豐厚，把這塊留給老百姓，一個家庭有一個小商店，就能養活一家人。我國第三產業發展長期滯后的根本原因，在于稅制不合理。第三產業實行營業稅，工業實行增值稅，營業稅的稅負比增值稅的稅負平均重三分之一左右。另外一個原因就是受傳統經濟理論的影響。過去政治經濟學教科書，把工業、農業、建筑業、交通運輸業和郵電業算作是物質生產部門，國民經濟統計里面只統計這五大物質生產部門，叫社會總產值。認為第三產業不創造價值。這種傳統理論一直影響到現在。一些地方政府一說發展，就是上工業項目，對第三產業重視程度不夠。第三產業用水、用地、用電的價格都要比工業貴。現在有一些城市還是這樣，商業電價是一個價，工業電價是另一個價。總之，從各個方面打壓第三產業的發展。

　　從事第三產業的大量是小企業、微型企業和個體戶。我們對小型、微型企業的稅收起征點，原來是月營業額5千元，前年開始提高到2萬元，提高了4倍，看起來幅度很大。但是仔細一算，按照銷售利潤率10%來算，一個月銷售2萬元，純收入才2千元，比居民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3500元還低1500元。稅負太重，竭澤而漁，制約了第三產業發展。我建議再進一步提高起征點。統計顯示，對小型、微型企業的起征點從5000元提高到2萬元，可使2000多萬家小微企業受益，他們的稅負降低了40%，一個月減少稅收僅9個億，這么大的好事還要繼續做。我在政協提了提案，要從放水養魚、培植財源的角度提高起征點。創業的積極性高了，小微企業和個體戶多了，將來大企業才能多，大企業多了，稅收才會增多。

　　2012年，我們已經在十一個城市進行第三產業營業稅改增值稅的試點，主要集中在交通運輸業、物流和研發這些生產性服務業，試點效果非常明顯，新創辦企業大幅度增加，中小企業大幅度增加，增長幅度都在20%以上。如果這項改革能夠盡快在全國推開，在第三產業的各個領域推開，我相信第三產業一定會出現一個爆發式的增長。通過第三產業的稅制改革，經過五年的努力，使第三產業的從業人員比重由現在的35%提高到發展中國家平均水平的50%，增加15個百分點，可以創造一億個就業崗位。目前全面改革的條件已經成熟，沒有什么風險，近期可能減少一點稅收，但是三五年以后稅源增加了，稅收肯定會大幅度增長。就業增加了，老百姓收入增加了，消費也上去了。

　　三、 圍繞加快產業升級，改革科技、教育管理體制

　　黨的“十七大”報告提出，要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建設創新型國家作為國家發展戰略的核心。從“十七大”到“十八大”的五年，各級政府、企業、學校和科研單位的科研經費大幅增加，研發投入已占GDP的1.97%。全世界最高的是瑞典，達到4%，第二是芬蘭，達到3.9%，發達國家一般都在3%以上。我國科研投入總量已經僅次于美國，居世界第二。經過幾年的努力，科研成果已經成批涌現，我國申請的專利數量大幅度增加。2012年我們在國內申請的專利數量已經超過美國，居世界第一位。當然在國內申請的專利質量差一些，發明專利比較少，專利的利用率比較低，所以我更看重國際專利。2010年，美國國際專利申請了2萬多項，我們申請了8000項，美國是我們6倍。到2011年，美國申請專利數量基本上沒有變化，我們卻增長了20%多，美國對中國的倍數下降到3.6倍。按這樣的相對比例關系發展下去，到2015年或2016年，中國申請國際專利的數量也有可能趕上或超過美國。盡管我們在一些高技術領域和美國還有一定的差距，但是在一般的產業技術上，我們創新的能力可能趕上和超過美國。華為公司2009年申請專利量世界第一，2011年中興申請專利世界第一，這兩個公司一年申請的專利占全國申請量的1/4。如果每個省都能培養出兩個像華為、中興這樣的公司，我們整個產業的創新能力就能夠趕上和超過美國了。

　　目前還有兩大創新潛力有待于發揮。一個是國有企業。現在民營企業申請的專利占整個專利申請量的67%，民營企業已經成為自主創新的主力軍。國有企業自主創新的機制還沒有形成。國資委去年搞了一個“關于發揮國有企業在自主創新中的骨干和帶動作用的若干規定”，這是一個非常好的文件。文件最大的突破，是提出把國有企業創造的技術成果的價值，列入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考核范圍之內。馬克思早就說了，隨著技術的進步，生產資料的有機構成會不斷提高，它的技術含量會不斷提高。但是，我們過去對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考核，只看有形資產，不看無形資產，你創造的技術成果再多，也進入不到考核的范圍。大唐電信(11.46,-0.33,-2.80%)集團用了八年時間，投入十幾億人民幣，創造出了一個TD—SCDMA的3G標準，由于這個技術成果進入不了考核的范圍，它又是上市企業，導致賬面虧損，帶領創造這個成果的周寰董事長也灰溜溜地下臺了。當時周寰跟我說，美國人愿意花十億美元買他的標準，要是賣出去，研究人員可以發很多獎金，所有的虧損都可以彌補，還會有大量的盈利，賬面可以做的非常好。但是他不能賣，因為這是中國人在高科技領域唯一的一個自主創新的標準。顯然這是考核標準出問題了。現在我們搞了一個新的考核標準，把技術成果的價值列入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考核范圍之內，是對國有企業管理制度上的一個突破。建立鼓勵國有企業自主創新的機制，鼓勵他們增加研發投入，我相信不久國有企業自主創新成果一定會大批涌現。一些高技術領域和行業性重大技術，像航天、大飛機、高鐵等等，只有國有企業才能擔當重任。如果所有國有企業登上自主創新的舞臺，擔當起主力軍的作用，其潛力不可估量。

　　另一個領域就是我們的高校，這一塊我們目前確實比較慚愧。前年我看了一個統計數字，全世界高等學校按照申請專利的數量來排隊，在前50名里，中國被剃了光頭，而美國進入前50名的有30個大學。可見中國的大學跟美國大學在創新能力上差距有多大。美國大學考核辦的好壞的一個重要標準，是看一個系、學院對相關產業技術進步的影響度。也就是說看你這個院系在多大程度上能夠帶動行業的技術進步。中國好多大學跟著企業的技術進步后面跑還跟不上，教授到企業總結技術進步成果，回來寫到教科書里面，再給學生灌輸。神華集團目前在中國煤炭開采行業擁有最先進的技術，一口井年產量一千多萬噸。有一個分公司的經理回母校講課，他把教科書拿來隨便一翻，找出30多個概念都落后于生產實踐。但是學校里的教授還在拿這樣的東西向學生灌輸，你說這樣的學校怎么培養出創新型人才？大學有巨大的創新的潛力。我們有那么多的教授、博士、碩士，許多人正處在一生中最有創新能力的黃金年齡段。美國去年接受中國20萬高中生去讀大學。美國的教育已成為第六大產業，其中中國留學生是給他送錢的主要來源。能不能把我們的大學辦好，把自己的學生留在中國，甚至吸引美國、歐洲的學生到中國來學習，關鍵就是改革教育體制。現在大學缺的就是競爭，要有競爭機制。

　　現在有一個好的兆頭，根據計算到2015年我們的大學招生，要由有賣方市場進入買方市場階段，到那個時候大學招生是學生挑學校，而不是學校挑學生了，有一些學校可能因為招不來人自己關門了。現在臺灣就是這樣的，好的學校報名人很多，可選優質的學生。差的學校沒有學生來報名，就自動關門或者由大學變成中級技術學校。到2015年、2016年，中國大學招生買方市場的形成，可能是中國教育競爭機制形成的契機。有了競爭機制，中國的大學才有可能變成一個真正培養創新型人才的學校，我們的大學才能成為科研的基地，成為提交技術專利的基地，大學技術創新才能發揮像美國大學那樣的作用。所以在國有企業和大學這兩大領域，急需深化科技體制和教育體制改革，激發他們的創新潛力。通過自主創新，用自有知識產權的技術成果帶動產業升級，實現由現在資源密集型、勞動密集型產業為主，向技術密集型，知識密集型產業為主的轉變。

　　四、 圍繞縮小城鄉差距，加快建立城鄉一體化發展制度

　　未來十年，我們要跨越中等收入區間，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面臨的一個最大的難題就是如何提高農村7億人口的收入水平，盡快扭轉城鄉收入差距不斷拉大的趨勢。解決好三農問題是中國今后十年能不能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的關鍵。現在城鄉收入差距是3.2︰1。根據研究成果，全世界凡是進入高收入行列的國家和地區，一般都具備三個標準：一是城市化率達到70%左右；二是農業勞動生產率接近或者超過第二、三產業的勞動生產率；三是農民的人均收入接近或者超過城市居民的收入。沒有這三條，很難進入高收入國家行列。現在我國農業勞動生產率只有第二、三產業的28%，農民的人均收入只有城鎮居民的31%。不消除勞動生產率的巨大差距，難以提高農民的收入。這就要搞農業現代化，搞集約化農業。現在好多人說中國勞動力的紅利已經沒有了，勞動力短缺是制約未來十年中國發展最大的障礙。世界銀行做了一個研究報告叫“2030年的中國”，提出了未來制約中國經濟發展的四大問題：第一是勞動力供給短缺，實際上這個問題不存在。說勞動力短缺，這個話說早了20年，因為它沒有看到農業這個領域還有大量剩余勞動力。農業現在有兩億八千萬勞動力，種了18億畝耕地，一個人只能種6畝4分地。美國一個勞動力種幾千畝，歐洲一個勞動力種幾百畝，中國農民更能吃苦耐勞，主要是沒有地給他們種。

　　現在中國農業現代化面臨著千載難逢的機遇：一是勞動力轉移有出路，長三角，珠三角，好多城市都存在招工難。我去年去印度孟買開會，之后到孟加拉參加了一些中資企業座談會。在達卡的一個座談會上，有一個來自福建服裝企業的老板說，他上世紀90年代到孟加拉辦廠，原來在福建一個勞動力工資每月兩、三千塊錢，到孟加拉降到七百多塊錢一個月。從這兒生產服裝向歐美發達國家出口，是零關稅，向發達國家出口服裝又沒有配額限制。再就是孟加拉的稅收只有18%，剩下什么稅都沒了，比中國的稅負低得多。所以在這個地方辦廠你不想賺錢都難。現在我們的勞動力密集型產業、加工貿易企業開始向東南亞轉移，柬埔寨，老撾，印度，孟加拉，越南勞動力成本一個月也就5000~800元。如果我們不抓住機遇加快農業勞動力轉移，等我們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加工貿易企業都轉移到東南亞去了，我們將失去農業勞動力向非農產業轉移的歷史機遇，到那個時候再來消化農村富余勞動力，我看是沒有辦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