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是經鄧小平同意，由當時主管對外經濟貿易工作的國務院副總理谷牧和日本著名經濟學家、政治家大來佐武郎于1980年共同謀劃發(fā)起，于1981年成立的。中方的首席代表是經濟學家馬洪（時任中國社會科學院副院長），日方首席代表是經濟學家向坂正男（時任日本綜合研究開發(fā)機構理事長）。谷牧和大來佐武郎分別擔任交流會中方和日方顧問。同年5月，在日本箱根舉行第一次會議。

　　我是從1999年開始參加交流會活動的。我于1998年3月就任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到任后，當時擔任著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名譽主任和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中方首席代表的馬洪，非常懇切地提出，要我接替他擔任交流會的中方首席代表。我以馬老德高望重力辭，未敢應允。到這一年11月17日，谷牧為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的事給朱镕基總理寫了一份報告。報告說：“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自1980年成立以來，已歷時18個春秋。我當年創(chuàng)立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的意圖是，借鑒國外的先進經驗，為中國的改革開放和經濟建設服務。這也是小平同志的意思。交流會創(chuàng)立18年來，貫徹了這一宗旨，為我國的經濟發(fā)展和中日友好睦鄰關系的發(fā)展，做了一些工作。如你所知，交流會每年召開一次年會，特別是兩國高層人士能夠開誠布公地交換意見，實屬難得。”“我已年過八旬，再擔任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負責人一職，已不合適。我建議由嵐清同志或吳儀同志接替我出任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顧問，以綿延承繼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之事業(yè)。由于馬洪同志多次提出他因年紀過大不再擔任交流會代表，我意由王夢奎同志接任，馬洪同志任顧問。”“另，張云方同志任交流會事務局長13年之久，我意也可以根據他的意愿，另行任用。”

　　朱镕基同意谷牧的意見，但顧問一事請李嵐清副總理定奪。李嵐清則建議由吳儀擔任顧問。吳當時是國務委員。

　　我從此參加了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的工作。1999年3月26日，我和馬洪聯(lián)名就當年交流會的開法和今后的工作，向谷牧作了書面報告。我還到谷牧位于北京中南海西邊不遠處的住宅拜訪過老人，聽取他對交流會工作的指教。谷牧是文物鑒賞和收藏家，給我看了他收藏的許多古硯，讓我眼界大開。我也幾次和吳儀討論交流會的工作，她都給予許多寶貴的指示。關于改善交流會的人員結構，實現新老交替，吸收企業(yè)負責人和年輕一些的人參加，就是得自她的主張和支持。吳儀主管中國的對外經濟貿易工作，那幾年又在進行加入WTO的談判和加入后的許多工作，是非常忙碌的人，很難參加交流會的年會，但討論交流會的工作她總是不厭其煩，每年的會議都發(fā)來熱情的賀信，寄托著對交流會的期望。

　　我參加了1999年4月在日本宮崎舉行的第19屆年會。馬洪在會上宣布，今后由我接替他擔任中方首席代表。我代表中方作總結性發(fā)言，并表示愿盡心竭力，與各位朋友一起，把這件事辦好。巧合的是，與此同時，日方也由福川伸次接替宮崎勇?lián)�任首席代表，宮崎勇改任顧問。從2000年第20屆年會到2008年第28屆年會，由我和福川伸次共同主持交流會的工作。我們的合作共事是非常坦誠、愉快和有成效的，我從中受益良多。九次年會分別在中國的武漢、昆明、蘭州、成都、合肥和日本的神戶、富山、滋賀、松山舉行。在富山舉行的第23屆年會和在滋賀舉行的第25屆年會，我未能出席，分別是由李灝和房維中率團前往的。

　　中日兩國都有“逢十”大慶紀念的傳統(tǒng)。我和福川伸次商定，把2000年4月在武漢舉行的第20屆年會，同時開成交流會成立20周年的紀念慶典。事如人愿，這次會議隆重而熱烈，是總結既往而開辟未來的會議，也是一次新老歡聚一堂的大團聚的會議。

　　谷牧作為交流會的創(chuàng)始人出席會議，在4月27日交流會舉行的答謝宴會上作簡短講話，會場氣氛異常熱烈，掌聲經久不息。他在1986年烏魯木齊舉行的第6屆年會上，曾提出交流會要“高瞻遠矚”，這次講話又提出“源遠流長”。他說：“今天我想說‘源遠流長’四個字，也就是說，我們的交流會，中日兩國人民的友誼和友好合作關系，應當向前發(fā)展。”“高瞻遠矚”和“源遠流長”，確實反映了參加交流會活動的每一個人的愿望。因為年事已高，此后谷牧沒有再參加交流會的會議，但仍關心著交流會的工作。2004年9月9日，他曾在北京飯店設宴歡迎前來出席第24屆年會的日方代表福川伸次等。谷牧以豪飲著稱，當時雖已90高齡，酒量和豪情不減當年。我告訴他，前兩天在蘭州開會結束后，到敦煌和陽關參觀，都反映收獲很大，玩得也很開心，他聽了邊飲邊吟誦：“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在他逝世前出版的回憶錄里，對于中國對外開放初期的經歷，以及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的緣起和在促進兩國相互了解方面所起的作用，有著深情的記述。

　　這次在武漢舉行的會議，中日雙方參加過交流會活動的老資格成員，像一直擔任中方首席代表的馬洪，長期參加交流會活動的房維中、李灝和高尚全、沈覺人，擔任日方首席代表的下河邊淳、宮崎勇和擔任過顧問的河合良一，都出席了會議，馬洪、河合良一、宮崎勇、下河邊淳和高尚全都在開幕會上發(fā)表演講。他們的出席和演講同樣受到全體與會者的熱烈歡迎，感謝他們對于交流會活動的貢獻。日本駐華大使谷野作太郎應邀出席并發(fā)表講話。值得一說的是，上年在開第19屆年會時，日方曾邀請中方參加交流會活動的一些老人攜夫人前往，這次武漢會議除邀請宮崎勇的夫人和福川伸次的夫人外，還邀請了日方已故向坂正男首席代表的夫人向坂榮子隨團到中國訪問。因為會議在武漢舉行，我事先和湖北省委書記賈志杰、省長蔣祝平以及武漢市委書記羅清泉、市長王守海，都商議過，得到他們的積極支持。他們都出席了開幕會。省人大常委會主任關廣富和省政協(xié)主席楊永良等湖北省、武漢市領導也出席了開幕會。賈志杰代表舉辦地在開幕會致辭并且出席了閉幕會。《湖北日報》、《長江日報》、《武漢晚報》以及湖北省其他媒體都對會議作了充分報道，《人民日報》也及時作了比較詳細的報道。

　　交流會中日雙方代表實行的是比較固定的常任制，不經常更換，但時間久了雙方都不能不有所調整。在我擔任中方首席代表之前，中方成員有的因為年事已高（如薛暮橋），有的因為工作變動（如朱镕基），已經不再參加交流會的活動，廖季立和孫尚清則已經去世，交流會也陸續(xù)進來過個別新人。武漢會議標志著中方實現了較大規(guī)模的新老交替。新參加進來的有周可仁（外經貿部副部長，接替沈覺人）、吳曉靈（中國人民銀行副行長，接替劉鴻儒）、彭森（國務院體制改革辦公室副主任，接替高尚全）、肖捷（財政部綜合司司長）、林兆木（國家計委宏觀經濟研究院原常務副院長）和苗耕書（中國五金礦產進出口總公司總裁）。因為年齡關系不再參加的，除沈覺人、劉鴻儒、高尚全外，還有浦山（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原所長）和林森木（國家計委投資研究所原所長）。原有成員繼續(xù)參加的有房維中（全國政協(xié)經濟委員會主任）、李灝（全國人大財經委員會副主任）、張志剛（國家經貿委副主任）和李泊溪（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研究員），這表明了交流會的延續(xù)性，便于充分應用他們的經驗，繼承交流會的傳統(tǒng)。同時，趙晉平（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宏觀經濟研究部副部長）接替張云方擔任中方事務局長，張改任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對外經濟研究部副部長。

　　我于2007年6月不再擔任國務院發(fā)展研究中心主任，由張玉臺接任。當時我年已古稀，第十屆全國人大常委、全國人大財政經濟委員會副主任的職務，也將在2008年3月期滿，屆時不再擔任。2008年1月24日，我向吳儀和溫家寶總理報告，請求辭去交流會中方首席代表的工作，建議由張玉臺接任。我還說，大家都希望吳儀能繼續(xù)擔任顧問，指導交流會的工作。吳儀說她已全面退休，希望另行安排人選。后來吳儀也就沒有再擔任交流會的顧問。大家都知道，吳儀在卸任國務院副總理的時候，就表示過要“裸退”，就是不再擔任任何社會職務。雖然人們都覺得未免可惜，但仍傳為美談，受到廣泛贊譽。

　　2008年6月17～19日，交流會第28屆年會在安徽省合肥市舉行。閉幕會上，我宣布了今后不再擔任中方首席代表，愿意作為成員繼續(xù)為交流會出力的決定，并對10年來在交流會活動中給予我寶貴支持和幫助的中日雙方同仁表示由衷的感謝。大家對我的決定的理解和熱情鼓勵，使我深感欣慰和終生難忘。

　　此后，我參加了2009年5月在沖繩舉行的第29屆年會，并且在交流會舉行的答謝會上講話，還參加了2010年4月在北京舉行的交流會成立30周年座談會。【原標題：王夢奎：中日經濟知識交流會30年回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