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一,陳氏憑長江之險云云,其謬誤處在不知天下之形勢。“守河必于河北三府、守江必于淮”,此雖是后人之結論,但亦從史實而來。三國時代,孫權據有江南地區,但廬為曹操所有,襄樊亦在曹魏之手,孫權之屢與曹魏爭廬(合肥)而不能得,是江東的重大威脅。淝水之戰,晉軍獲勝,是保障江東之唯一轉捩點。梁陳時代,江北地區幾全為北魏所占,長江已失其江東的天險了。隋軍南下時,揚州已成發動對陳攻擊之大本營,更何有乎“憑長江之地險”,更談不到“金陵之余氣”。
其二,隋軍既據有揚州與廬州,則建康政府之守御,應東西兩路并重,而陳軍只知重東路而忽西路。采石磯為西路的重鎮,而陳軍并不知道采石磯之得失對建康之安危,并不亞于京口,因此陳軍對采石磯之防守,并不重視,韓擒虎的輕騎僅五百人耳,乘夜渡江,采石磯守兵皆醉,韓擒虎占此重鎮,竟兵不血刃,雖屬一時之幸,但其行軍之迅速與行動之保密及其智勇之足多,不可加以抹殺。
其三,賀若弼之東路軍事行動,并未產生陳軍減少西路兵力的影響,發兵于比較遼遠的基地,而能先至建康,生擒陳叔寶,并未得到賀若弼的助力,史實已經說得非常清楚。明顯地說,韓擒虎之占建康,僅憑他的智與勇,與賀若弼無關,即無賀若弼蔣山的勝利,韓擒虎已完成建康的占領了。連賀若弼都認為平陳之功,他不如韓擒虎,其以蔣山之戰來爭功,可謂無理取鬧,也可以說他是在惱羞成怒之余的意氣之爭。韓擒虎功在賀若弼之上,而賞在賀若弼之下,他不服賀若弼爭論的理由,但亦僅作申辯而已,對文帝之加重封賞賀若弼并無任何怨言,足證其修養遠在賀若弼之上。所謂縱其部下污亂陳宮,佐證若何,史無明文。古代名將,攻克重要敵城,常有“放假”三日之事,漢光武帝時,雖賢如吳漢、耿弇等,勝利時也不免有違犯軍紀之事。假定賀若弼軍先進建康,其軍是否仍能秋毫不犯?恐怕也有問題,以此罪韓擒虎,雖有其理,實失公平。由此,可知隋文帝之屈意抬高賀若弼而抑制韓擒虎,是別具用心的。
其四,韓擒虎之“名遂身全,幸也”。這應該有兩種解釋: 第一,韓擒虎在文帝時即已去世,文帝雖亦防范韓擒虎,如韓氏兄弟同掌方面兵權,但從不令他們在同一戰場作戰,如韓擒虎也曾無故免職之類,便是例子。文帝之心胸究不如煬帝之狹小多忌,他的生命沒有延長到煬帝時而結束,這可以說是“幸”。第二,韓擒虎處事謹慎,從無恃功而驕或廣置財產與姬妾,且從來不發牢騷,不批評朝政,所以他的“名遂身全”,不可以說是僥幸。他的兄弟同掌兵權,同建不世勛業,各自為國效力,但并不結黨營私,亦不聞文帝對他們有所猜忌而加以誅戮。其子福源從楊玄感作亂,是韓擒虎家教不嚴的污點。但福源遁走后,隋廷亦未深究,對韓擒虎之勛位亦未作處分,此事已發生在煬帝時代,以煬帝之善妒喜暴,而對此事不了了之,這也可以說是大幸了。
平心而論,他們二人,軍略各有所長,于軍功亦各有其貢獻,而韓擒虎之功,實在賀若弼之上,這是不能置疑的事。若論人格修養,則賀若弼遠不能與韓擒虎相比。賀若弼心高氣昂,志大而才未必高,肆言無忌,甚至把他至友親人如高颎、楊素,比作啖飯之流,還自稱為“素知其人”,而又自以為才能出于楊素、韓擒虎、史萬歲之上,真是大言不慚,豈止鋒芒畢露而已。《隋書》稱其“若念父臨終之言,必不及于斯禍”。實又不然,他的多嘴多舌,也許出之于遺傳,而改不了的;而其妄言妄語,隨時以不能做宰相而生怨懟,君子專制時代,即憑其詆毀文帝所任之宰相為酒囊飯袋,且直認不諱,已有殺身之禍,而文帝宥其不死,除名年余,即恢復其封號,這是他的大幸。諸葛亮論大將與天下之將,除熟知兵法與行軍外,并須兼仁厚的德性,須熟知天下之大勢,賀若弼哪里有此才德與修養?因此,為將之道,不但須具軍事知識與決心和勇氣,而且更須高尚的品德。賀若弼對此,無自知之明,而又好大喜功,貪得無厭,其遭殺身之禍,而且禍及妻子僚屬,雖處罰或失之過嚴,實亦罪由自取,足為后世略有才具而不知自愛者之炯戒,豈獨武將而已!作者特為賀若弼立傳,彰其功而不隱其過,雖違隱惡揚善之傳統道德,但更希望讀者立功揚名,不可無道德修養的人格基礎,否則功業雖立,仍不免為后人疵議了。作者:惜秋【原標題:賀若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