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1年，白壽彝先生寫了一篇短文《要認真讀點書》。此文開篇，作者作了這樣的“自我反省”，他寫道：

    1980年11月，陳垣百年誕辰。12月，顧頡剛逝世。為了紀念這兩位老先生，我讀了他們的一些著作。這些著作使我深深地感動了的，是他們治學的功力，是他們認真讀書的精神。在我們這一代，在治學的功力上，在讀書的認真上，能趕上他們的，恐怕是不多了。就我和我同輩的一些朋友來說，我們很少認真讀歷史書，也很少認真讀馬列的書。多年以來，我們的研究成果不多，盡管有這樣那樣的原因，而讀書不認真至少是一個很大的原因（《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冊，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頁）。

    這些話，不是謙詞，也不是為了說說好聽，而是真誠的自省。當時白壽彝先生72歲，能作這樣真誠的自省，在那時也并不多見。我們不妨把這些話看作是對所有史學工作者的期待和激勵。白先生常說，他“70歲才開始做學問”，也從一個方面反映了他的真誠的態度。當今人們由于“競爭激烈”，已經沒有“認真讀點書”的工夫了。可是，“創造性”的東西似乎比當年要多得多，這是一個值得認真思考和研究的問題。

    認真讀書和治學功力的關系，是人們都懂得的。治學功力，反映了一個學人的多方面修養，但多讀書，善于讀書，畢竟是一個重要的環節。白先生在這篇短文的結尾處寫道：“只要能認真讀書，讀一本就會得到一本的益處。讀書不難，認真讀書也不難，最難的是要長期堅持下去。只要能長期堅持下去，我們的史學工作是會逐漸改變面貌的。當然，讀書不是治史的唯一大事。但在現在來說，這確實是第一件大事。”（同上書，第426頁）二十多年前，白先生把學人的讀書說成是“第一件大事”，我想這在很大程度上是針對十年“文革”無法讀書而說的。現在歷史條件變化了，社會發展了，科學技術進步了，查尋資料的手段多了，更快捷了，那么，學人的讀書（這里指的是讀紙本的書），又該是第幾件大事呢？我不敢妄下結論，但是我想，“要認真讀點書”，在今天還是非常重要的，因為這是“鍛造”學人功力的基礎。

    關于“四史六通”和三十部名著

    中國史書浩如煙海，一個人以畢生的精力，也只能閱讀其中很有限的一部分。那么，對中國史學史研究者來說，究竟哪些書是最基本的呢？對這個“難題”，白先生作為中國史學史研究的開拓者之一，他無疑也有自己的見解，而他的見解也是在不斷思考中逐漸形成的。

    20世紀80年代初，白先生寫了一篇《說六通》的文章，文章提出：“史學史工作者”應當以“四史”、“六通”作為基本的讀物。他寫道：

    “三通”是大家熟知的重要的史書。“三通”是指杜佑的《通典》、鄭樵的《通志》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我的意思認為，可以提出“六通”來，就是在“三通”以外，加上《資治通鑒》，再加上劉知幾的《史通》和章學誠的《文史通義》。這“六通”和《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可合稱為“四史六通”，這是我國中古時期歷史著作中的代表作。在五十年代，我曾把這個意思跟同志們談過，現在覺得這個看法還符合事實。但“三通”和《通鑒》卷數多，《史通》的典故多，《文史通義》的創見多而文字簡奧。這六種書讀起來很不容易，需要下很大的功夫。對于史學史工作者來說，這樣的功夫是少不了的（見《白壽彝史學論集》下冊，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66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