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中說到的《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等“四史”，俗稱“前四史”，是“二十四史”中的代表作，這是學術界的共識，故白先生的這篇文章重在講述“六通”。而對于“六通”的特點，他根據自己的見解，一一作了概括性的闡述。他認為：“從《史通》全書而論，主要講作史的體材和體例。”“《史通》的‘通’，可以說主要是史書體例的‘通’，史書編寫形式上的‘通’。”“杜佑《通典》是一部關于典制的通史巨著。……全書的結構很有邏輯性，這也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體系的構成，和對社會結構的看法。這書內容的豐富，是隋唐史書的頂點。”“司馬光說《通鑒》專取‘關國家盛衰、系生民休戚,善可為法,惡可為戒者’，在史料的保存、史料的取舍和一些議論上，《通鑒》都有所貢獻，但指導思想是‘資治’二字。”“鄭樵的《通志》和馬端臨的《文獻通考》，主要是關于歷史文獻方面的匯輯工作。鄭樵很重視‘會通’。‘會通’的意義從《通志》看來，大概是包括兩點，一點是講類例，又一點是講‘貫通’。他的《二十略》是得到好評的。”“《文獻通考》是繼《通典》之后更大規模的關于典章制度的通史。……馬端臨的興趣在知識性方面，是在歷代典章制度的了解方面。這跟《通典》要‘將施有政’是不同的。在書的體例上，《通考》基本上繼承了《通典》，但在指導思想上這兩部書走的不是一條路子。”“章學誠的書取名《文史通義》，表明他研究的對象不是史事，而是文史之義。這就是說，他通過史文的研究而達到知義的目的。用現在的話來說，他的研究不在于歷史的本身，而在于史學。從認識上說，他這部書比著《通典》等書，都要高一個層次。同《史通》可以說是在一個共同層次，而在這個層次中，《文史通義》比著《史通》，也還是要高一些的。”“章學誠重視別識心裁，重視通史，重視記注與撰述的區別，提出了關于方志和校讎的看法。對于這些問題，……還可以再系統地研究下去。”（同上書，第660~666頁）白先生用深入淺出的文字，表述了“六通”的特點，同時還論及了它們之間存在的聯系和區別。他的這些見解，卓然自得，本身就是一種“通識”的反映。

    從20世紀50年代到80年代初，關于“四史六通”的認識，證明這是數十年都在作者腦海中盤旋的問題。到了80年代中期，白先生又對中國史學史研究者提出了閱讀30部名著的建議。1987年9月，他在北京師范大學史學研究所舉辦的“史學史助教進修班座談會”上，對進修班的教師作了這樣一番談話，他說：

    最后，講講讀書的問題，研究史學史要認真讀書。老師在堂上講書要聽，要討論，要體會，這是間接的讀書。但是更重要的是要自己認真讀書、直接理解，光靠耳食不行。最近我們選了二十七部書，要求學習史學史的同志必須讀。這二十七部書是：

    《書》、《詩》、《易》、《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榖梁傳》；《史記》、《漢書》、《后漢書》、《三國志》；《續漢書》的《志》）、《五代史志》（即《隋書志》）；《通典》、《通志》、《資治通鑒》、《文獻通考》、《史通》、《文史通義》；《宋元學案》、《明儒學案》；《明夷待訪錄》、《日知錄》、《讀通鑒論》。此外，我又添上三部，湊成三十部。這三部是《論語》、《孟子》、《讀史方輿紀要》（見《白壽彝史學論集》上冊，第291~292頁）。

    為了引導史學史研究者研讀這些名著，80年代中期，白先生在他主編的《史學史研究》學術季刊上專門開辟了“讀書會”的欄目，每期評介一部名著，收到很好的效果，亦可見白先生在引導后學認真讀書方面的良苦用心。

    這里，白先生強調了“要自己認真讀書，直接理解，光靠耳食不行”。正因為如此，他所開列的這個書單子，是“要求學習史學史的同志必須讀”。這是一個要求，也是一個前提。那么，面對這么多名著，怎么去讀呢？白先生作為一位史學前輩，一位史學名家，確能理解晚輩、后進的甘苦，于是他提出了首先閱讀《史記》、《史通》、《文史通義》的建議。他指出：《史記》“在史學上、思想上、文學上，都是站在當時社會第一線的，就現在來說，還是光輝的。……《史記》是歷史著作中最早、最完整、最有影響的一部書，一直到現在還有影響。自它以后的歷史著作中的許多問題、記載以及寫作方法，都是從這部書來的。”（同上書，第292頁）就我的膚淺理解，這是指出《史記》是我們認識中國古代史學的一把“鑰匙”。他還指出：“《史通》主要講歷史著作體裁”，“《文史通義》講道理講得相當深”（同上書，第292頁）。對于白先生的這些見解，史學史研究者可以把它們看作是引導自己走向中國古代史學理論與方法寶庫的路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