纏頭巾的北洋新軍。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槍響。辛亥革命拉開序幕。
  
    1912年2月12日，中國最后一位皇帝——宣統皇帝下詔退位。千年君主專制制度，就此瓦解。
    
    僅僅4個月零2天，歷史轉折。這當然是偉大的時刻。
      
    重要的歷史時刻，是由那些重要的人物創造出來的。本刊辛亥革命100周年系列報道，即著意去尋找并發現那些創造歷史，并影響至今的人物。
     
    顯然，袁世凱是無論如何也繞不開的關鍵人物。
    
    多數史料記載，袁世凱被清廷重新啟用，以鎮壓武昌起義之際，袁提出六款要求：一、明年即開國會；二、組織責任內閣；三、寬容參與武昌起義諸人；四、解除黨禁；五、委以指揮水陸各軍及關于軍隊編制的全權；六、須給予充足的軍費。——雖然，隨著歷史研究的深入，袁是否真的提出這六款要求尚有爭議，但他的目標是明確的：保留清廷，君主立憲。
    
    但是，這不是革命黨的選擇，更不是另外一位偉大人物孫中山的目標。袁世凱派出的議和談判代表唐紹儀密電北京：到滬后，民軍堅持共和，竟致無從討論。君主立憲還是共和，是辛亥革命后可能完全不同的走向。在當時中國南北對峙處于戰爭的境況下，它最可能發展的方向是“以戰而定制度”。但凡袁世凱效仿他的前輩曾國藩而一意捍衛清廷，制度選擇最終將付出無數中國人的生命為代價。這才是真正的國家的悲劇。無論我們最終如何評價袁世凱，但是他設法避免了戰爭，避免了制度更張時刻人民生命與社會財富的損失，最終以平和的方式，迫使清帝遜位。
      
    只是，袁世凱后來權欲過于膨脹，竟重新稱帝。反差之下，我們容易忽視他當時的價值。
    
    如何理解那個時代的風云人物？100年過后，或許我們可以建立更具容量的現代化中國發生史的坐標來重新審視。在這個結構下，袁世凱及他那個時代杰出之士的賢與不肖，我們將可以將其放諸現代化復雜的中國進程來觀照。
    
    簡言，清政府在經歷甲午戰爭與八國聯軍入侵兩場戰爭后，財政已經破產，國家運轉的維系竟只能畸形地靠舉借外債。清亡已是事實，只是它需要一個契機而已。武昌起義，正是推倒清廷的決定性時刻。清亡之后，中國往何處去？這是那個時代中國人尤其是精英必須面對、必須回答的問題，是君主立憲還是共和？未來將會選擇什么樣的政治道路，刻不容緩。但是，我們需知，以現代化的歷史潮流看，政治制度固然非常重要，也只是現代化首當其沖的一個鏈環而已。并非政制但變，社會即刻昌盛。清亡，共和。我們的制度選擇迅速，而新制度的適應性調整，卻需時日。而且，更關鍵的是，這個時刻中國整體的政治格局，并未發生決定性變化。曾經是清政府舉債度日，而后來無論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還是袁世凱的政府，仍須一秉前規，舉債維系。國家與社會整體性的進步，遠不會如政制選擇那么單純，只是它更容易被忽略。一個古老的東方大國，現代化走向確實是3000年未有之變局，它需要杰出之士，更需要時間成本。
    
     有100年的時間，足夠可以拉開時間與空間距離，讓我們更公允地回看那段歷史。中國如何另開新面，是100年前那代人的挑戰，同樣是當代人的挑戰。
   
     所以，知史需有襟懷，如此方可鑒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