掀起三次請愿速開國會運動。最后一次，終有結果，清廷頒發上諭：“著縮改于宣統五年(1913)實行開設議院……應即作為確定年限，一經宣布，萬不能再議更張。”
    
    此道上諭發出一年后，辛亥革命爆發。清廷內部的自我更新，看來并無可能。

    革命黨的目標 
      
    在一定程度上看，清廷的立憲運動甚至也是壓垮自己的最后幾根稻草之一。1911年春，辛亥革命爆發前夕，清政府頒布新內閣官制，設立新內閣。李劍農在其《中國近百年政治史》中描述：13個大臣之中，漢人僅有4個，蒙古旗人1個，滿人得了8個，而8個滿人中，皇族又占了5個，因此當時都稱它為“皇族內閣”。
     
    清走向亡途，已無可逆轉。
      
    后世讀史、述史并論史，所謂公允，格局大小而已。單純將清政府當做一個分析單元，它面臨列強壓迫，舉借外債以求運轉，亦希望由內部更張而奮發上進……似乎都在合乎邏輯的結構之下。對此失去觀察，自然不公。但是，中國遭遇“三千年未有之大變局”的這個時代，傳統中國朝代興衰更迭規律，已無法解釋現代化因素介入后的中國之變局。舊途亦無跡可覓，而新的潮流之勢，足以完全推翻舊格局。
      
    兩次戰爭所需賠付銀兩，舉外債之外，便是竭澤而漁。甲午戰爭之前，清政府的年財政收支大體都穩定在8000萬兩左右。但到了1903年，歲入已達1.049億兩，到1908年歲入達2.348億兩。而1910年，清政府試編的下一年財政預算中，國家歲入為2.969億兩，歲出達3.386億兩。十幾年時間，國家財政收支竟劇增4倍左右。這當然不是生產發展的結果，種種巧立名目的新稅，已使人民無可忍受。國家與民眾對立，已至空前。
      
    壓迫之下，反抗不可避免。只是，與清政府這種苛榨對應，大變局時代，中國國民的整體性結構，尤其是先進分子，在現代化的潮流下，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變化
      
    對外割地賠銀，對內萬稅并至，如何理解這一國勢？金沖及解釋說：“漢族人民中傳統思想，這時也起了很大作用。滿族統治者和占人口絕大多數的漢族民眾之間的矛盾重新突出出來。‘非我族類，其心必異’之類的話，到處被引用著。許多人把清政府種種倒行逆施，包括它所以毫無顧惜地出賣國家和民眾的權益，統統歸結為‘異族’統治的結果。”
      
    這種思潮的形成，并非憑空虛構。以新內閣官制而論，其“皇族內閣”的安排，國之將亡，而既得利益集團卻仍如此把持權力不肯稍松。其腐敗已臻骨髓。而且，清末經過短暫的“同治中興”之后，其官僚集團的貪腐行為，已經彌漫而成“明規則”——英國《泰晤士報》駐北京記者莫理循記錄當年御史彈劾奏章里的材料：梁士詒，鐵路總辦，聚斂1300萬英鎊；陳璧，郵傳部尚書，585萬英鎊；李德勛，津浦路北段總辦，142.5萬英鎊。慶親王據稱在外國銀行的存款，即有712.5萬英鎊。而據說外務部兩位大臣那桐和曹汝霖，每人每年接受外國禮品，達15萬～30萬英鎊。由此種種數據計算，莫理循說：“如果該項數字完全準確，則說明，這些官員退贓數字將足以代替外國貸款。”舉債而維系國家運轉的晚清政府，國家之窘與官僚之腐，其間反差，真是情何以堪。

    此等情勢，當年的日本記者佐藤鐵治郎論及：識者有言，弊隨法起，假公濟私，流品污賤，至官而極，支那不亡，是無天理。農工商賈，茹苦耐勞，誠信善良，實占多數。仁義孝悌，半出田間。支那若亡，是無人理。溫帶氣候，民物富庶，礦產豐饒，天府雄國，支那若亡，更無地理。
    
    在華的外國人，對中國未來洞若觀火，長沙海關稅務司偉克非在寫給其上司的信里明確地說：“毫無疑問，大多數老百姓是希望換個政府的。不能說他們是革命黨，但是他們對于推翻清朝的嘗試是衷心贊成的。”
    
    對應于外國人的中國觀察，1903年鄒容在其《革命軍》里將這種走投無路境地里的中國人未來的出路，做出激情洋溢的表達：革命！革命！得之則生，不得則死！毋退步，毋中立，毋徘徊，此其時也！此其時也！
     
    在這種社會背景之下，再來觀察孫中山先生的革命歷程，當更易理解。1894年孫中山上書李鴻章未果，隨即在當年10月——香港興中會總會成立后，計劃在廣州發動武裝起義。孫中山從他的革命事業一開始，就很快將武裝起義直接提到最重要的日程上來。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成立，自此有了一個全國性的統一的革命組織；同盟會的誓言：“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