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dash;—這當然是他手里最重要的自保底牌，《清帝遜位與列強》一書說袁，“正在因為唐紹儀赴美之行預料可以成功而暫保他的官職”。
     
    從德國人提出計劃到中國清朝廷的行動，整整兩年時間，太長了！在唐赴美之際，日本人已經完成與美國的“羅脫－高平換文”，將法國與日本排除在外的德國計劃，已被瓦解。這一結果意味著，袁世凱手里最后一張牌業已失效，“袁的命運再沒有什么可以挽救，使他不致遭受光緒之后和光緒之弟的報復了”。
     
    之后，沒有意外，袁世凱被罷官，倉皇逃至天津，然后惴惴不安回到河南鄉下……
 

清末，醇親王載灃在香港與德國軍官和自己的隨從合影。     
 

    晚清，一個國家的現實
    
    袁世凱與光緒皇帝的恩怨，竟可如美國觀察者李約翰那樣想象——用一次國際性的同盟來化解自保？理解這一疑問，必須回到復雜的歷史現場。
   
    1900年，面對八國聯軍的進攻，慈禧一意堅持宣戰，是清一朝最后一次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戰爭。這次戰爭的開戰理由頗不可為外人言。當時起決定作用的是一件其實不確的消息：“外國照會要求慈禧將政權交還給光緒。”讓慈禧交還權柄，這已不是傷情感的問題了。戰和之間，平衡瞬間傾斜。只是事后來看，這一戰，代價太大。戰爭結束，當列強提出和議大綱時，流亡在西安的清政府立刻發出上諭，宣布政府今后對外的方針是：“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而且，至今讀之仍覺悲憤的是，上諭還寫道：“今茲議約不侵我主權。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見諒。疾愚暴之無知。事后追思。慚憤交集。”
     
    美國人馬士在其《中華帝國對外關系史》里這樣記錄慈禧回到北京：(1902年1月28日各國使節接見)召見從頭到尾是在格外多禮、格外莊嚴和給予外國代表以前所未有的更大敬意的情形下進行的；這件事之所以特別值得注意，乃是因為這是西太后第一次在召見中公開露面，而不是在簾幕后面。(2月1日接待外國使節夫人)在問候這些夫人的時候，表示出極大的同情，并且一邊和她們說話，一邊流淚。——歷史學家金沖及先生在引用這些材料里得出的結論是：這些戲劇性的枝節小事，很具象征性，顯示清政府同列強間的政治關系上的微妙變化。
     
    當時在中國辦報的日本記者佐藤鐵治郎論及清政府對外政策：非野蠻無理，即拱手聽命。——顯然，轉折時刻已經來臨，“聽命”成為主流。之后，英國《泰晤士報》國際版編輯瓦·姬樂爾描述：中國不能行使自己的主權，她只能在其他國家允許的范圍內行使主權。
       
    真正的問題是：清政府如何“量中華之物力，結與國之歡心”？
     
    甲午戰爭后簽訂的《馬關條約》規定，中國向日本賠款白銀2億兩，以后為了贖回遼東半島又增加3000萬兩，還加上因分期繳付所需的利息，相當整整3年中國的財政收入——甲午戰爭前，清政府財政收入大體在每年白銀8000萬兩上下。
      
    義和團之戰后簽訂的《辛丑條約》規定：中國對各國賠款4.5億兩白銀。這意味著每個中國人都要承擔1兩白銀。這筆賠款分40年還清，加上利息和地方賠款，相當于當時清政府至少12年的財政總收入。兩次戰爭，清之財政已陷絕境。
      
    治國本于理財。如此格局，清政府無論進退，皆為失據。財政之窘，清政府選擇只有兩途：其一，大量舉借外債來支付賠款，其結果便成為列強借以在華爭奪和劃分勢力范圍的發端；其二，加緊對國內的搜刮，竭澤而漁。由此而觀，清亡指日可待。
    
    如此格局，即以更冷靜的現代化的中國發生史角度觀察，清政府擔當中國現代化轉型的領導者，已無可能。簡言之，其財政汲取能力已經喪失——以舉借外債而維持國家基本運作，這成為中國現代化肇始時刻的基本條件。如果失去對這一前提的體察，所論將失當。如此，有絕對權力亦有個人信用的清政府官僚，作為列強與清政府“國際(債務)關系”代理人，便變得極端重要。這是觀察袁世凱的基礎——化解恩怨的“國際”自保策略，并非憑空想象。不過，回到中國現實來推測，即使唐紹儀不辱使命，達成三國同盟，袁世凱就一定能夠自保？夫仇兄仇，其恨其痛，在傳統中國的思維結構里，對光緒之后與光緒之弟而言，感情因素或許將遠遠超過現實算計。那個時刻，袁世凱欲脫其咎，不易。
     
    雖則，袁世凱期待的以國際同盟以求自保之策，難以成功，但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