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
    
    但是，這不是為革命軍所同意的選擇。袁的談判代表唐紹儀在第五輪談判結束后，密電北京：到滬后，民軍堅持共和，竟致無從討論。
   
     情勢之變是，1912年1月1日，孫中山宣誓就任中華民國第一任臨時大總統。至此，君主立憲已無任何實行的可行性，袁世凱不得不接受，也必須接受這一現實。之后他的目標變得單純，說服清帝遜位。
     
    1912年2月12日，皇太后隆裕以宣統皇帝名義頒發三道詔旨，第一詔即為清帝退位詔。第二天孫中山向參議院提出辭職，舉袁為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

    大總統之位
      
    武昌起義后，孫中山由國外趕回中國，唐德剛在其《袁氏當國》里記述：中山初抵上海時，革命軍正鬧窮，當時謠傳他帶回華僑所捐巨款，足解燃眉。新聞記者也就以此相問，孫中山答曰：“余一錢不名也，帶回來的只是‘革命精神’耳。”中山的好口才雖能使聽眾大鼓其掌，然亦顯示出，在這次聯合推墻的眾人之中，他除了聲望之外，并無特殊政治實力。《胡漢民自傳》則記錄了另一則事實：當孫中山大總統宣誓就職后，一次安徽前線軍情告急，糧餉皆缺，急電中央索餉。臨時大總統朱筆一批：撥20萬元濟急。當總統府秘書長胡漢民持此總統手批，前去財政部撥款時，發現國庫之內，只有銀元10枚。
     
    戰爭是需要資源的，尤其是資金資源，立國當然也是如此。
    
    與革命軍交戰的另一方，袁世凱所部，糧草與資金，也未必好多少。交戰期間，袁世凱給清廷的一道奏折上說：“庫空如洗，軍餉無著，請將盛京大內、熱河行宮舊存瓷器發出，變價充餉，以救目前之急。”——袁的主意竟是：舊瓷器發出，變價充餉。這也算得上古今中外戰爭籌款的傳奇了。隨后袁又令部下姜桂題電奏清廷，要求皇宮上下、親貴大臣們，將所有存款取回，以接濟軍中。結果，隆裕太后下令發庫銀8萬兩充作軍費，而親貴們，只有奕劻拿出10萬兩，還有少數人3萬、2萬兩而已。此時此刻，此情此景，清不亡，真無天理。袁世凱當然也求款到駐京公使團，在公使團聚會上，莫理循記錄日本人伊集院的發言：“在日本，當革命來臨時，國家的上層人物樹立了愛國精神的楷模。我岳父(大久保利通)遭暗殺前，已將全部財產獻給事業。他被暗殺時所有的財產還不到50元。你們的顯貴要是對他們的國家有一絲熱愛的話，在危機發生時，理應獻出埋藏的財物，理應使政府阻止革命蔓延，但他們什么也沒干，他們把財富看得比國家還貴重。”
     
    北京的財政狀況到了絕望的地步。”《清帝遜位與列強》這樣描述那個時刻。清政府的求款首要目標當然是引發此次激變的四國銀行。四國銀行因在粵漢、川漢鐵路上的領先，促使沙俄想組織一個銀行團迅速向北京提供一筆借款，以獲在中國稍顯落后的地位。最初時間，看上去清政府還有足夠機會。但是，“四國銀行團決定等‘負責’的中國政府從混亂中出現以前，不再墊付任何現款”。——這一決定反過來又讓俄國覺得那筆“競爭”借款已無必要。
        
    錢是真的沒有了。無論袁世凱之兵，還是革命軍，仗是不太容易打下去了。
       
    孫中山就職當天，即根據代表會議做出的決定和黃興的要求，明確電告袁世凱：“公方以旋乾轉坤自任，即知億兆屬望，而目前之地位，尚不能不引嫌自避。故文雖暫時承乏，而虛位以待之心，終可大白于將來。望早定大計，以慰四萬萬人之渴望。”仗是打不下去了，為什么孫中山先生如此鄭重承諾，只需袁順應民意推倒清王朝，即將總統之位讓出？孫中山先生以國家、民眾利益為重，當然是重要原因。這也是孫中山先生令人景仰的關鍵。
       
    不過，政治人物的選擇，如果失去對其選擇時的約束性條件，特別是資源條件的觀察與分析，其結論，無論陰謀論還是神圣化指向，皆有失當。只有“革命精神”，無法打仗，亦無法立國。解此困境，孫中山的南京臨時政府謀求舉借外債，擬將漢冶萍公司為抵押，向日本借款。既有的中國政治結構，以中國資源與主權換列強借款，并不會因革命而一夕逆轉。所以，若不建立政治結構性觀察坐標，我們很難真正理解當年政治人物的進退與選擇。
     
    在中國有競爭性關系的外國銀行，消息更靈通。莫理循記錄匯豐銀行注意到的日本金融動向：“漢冶萍(漢陽鐵廠、大冶鐵礦、萍鄉煤礦)的1000萬日元貸款。這筆交易完全合法，不能出面反對。各國銀行多年來一直在爭著做這筆貸款，然而人們承認日本人對權利的要求最為強烈。”但是，孫中山這一貸款要求，遭致臨時參議院和獨立、光復各省，以及公司股東大會的一致反對，實業部長張謇以辭職抗議。針對于此，駱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