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狀元非常難，但有時候也會很容易，天上真有掉餡餅的時候。

唐代牛錫庶才華出眾，但性格文靜，不太合群，“復(fù)讀”了好幾年也沒考上進士。一天，他在街頭閑走，有大官路過，大呼小叫讓回避。路很窄，避無可避，他不得已走進路旁一戶人家，沒想到這竟是禮部尚書蕭昕府第。

此時蕭昕年老獨居，門前冷落，少有人來拜望，見牛錫庶來見，以為是專門來拜訪，大喜，引入廳堂。牛錫庶并不知這老頭兒是何許人，悄悄問侍者，才知道竟然是蕭尚書，索性將錯就錯，恭敬有加。

兩人相談甚歡，尚書索要牛錫庶之文卷，閱后再三稱贊。問道：“外面議論，明年何人主持考試？”牛錫庶說：“蕭尚書辦事公正，肯定是您主持。”蕭昕慨然說：“來年若知貢舉，君即狀頭也。”牛錫庶起身拜謝，忽然外面?zhèn)骱?ldquo;尚書知舉”。牛錫庶又拜，再三叮嚀。蕭昕道：“君且放心，我必守言諾”。

第二年，蕭昕主持科考，牛錫庶果然狀元及第。

這事要放在宋代或者明清，絕無可能，但在唐代并不稀罕。唐代主考官可以確定狀元人選，試卷也不密封，并且還有“察舉”推薦的余風(fēng)，考生盛行“行卷”，就是考試前將自己的得意之作呈現(xiàn)給顯貴或大學(xué)者，請他們向主考官推薦自己。

“洞房昨夜停紅燭，待曉堂前拜舅姑。妝罷低聲問夫婿，畫眉深淺入時無？”唐代朱慶馀的這首《近試上張水部》，想必各位讀者耳熟能詳，這首詩就是典型的“行卷”，這種做法在唐代公開進行，非常普遍，大詩人王維中狀元，靠的就是向權(quán)貴行卷，名相牛僧孺、大詩人杜牧也都留下了行卷的故事。

考試加推薦，避免一考定終生，或許更合理，但在中國這樣的人情社會，推薦制卻會出很多問題。唐文宗時，裴思謙投靠大宦官仇士良，拿著仇的帖子，登門找主考官高鍇，聲明非狀元不要。高鍇無奈，最終錄他為狀元，此人應(yīng)該是“史上臉皮最厚的狀元”。

科舉的靈魂是公開公平，如果做不到，科舉就失去意義。唐代人很多主考官明白這一點，白居易主持考試時，要求自己“唯秉至公,以為取舍”。但只靠主考官的自律是不夠的，嚴(yán)格而合理的制度設(shè)計才是解決問題的關(guān)鍵。

唐文宗曾意識到這一點，他與宰相鄭覃說及進士科和機構(gòu)改革時，曾指著面前的香爐說：“此爐始亦華好，用之既久，乃無光彩。若不加飾,何由復(fù)初？”但終唐之世，并沒有進一步完善科舉制度，更為精密周延的制度設(shè)計，到宋代才得以完成。

制度創(chuàng)新在開封

今年6月19日下午4時許，開封城風(fēng)雨欲來，龍亭湖失去往昔明媚，湖面暗淡陰郁，搖蕩波動，隔湖遙望，霧靄沉沉，“波撼”龍亭。

北宋皇宮，就在這浩蕩湖水之下。開封是著名的城摞城，黃河淹了多少次，一再淤抬地面，宋代皇宮已在龍亭湖面8米以下。

對于科舉考試來說，這是一個值得回望的地方，千年科舉的制度化建設(shè)，就是在這里完成的。北宋前期的幾個皇帝，見招拆招，通過一系列制度創(chuàng)新，堵塞徇私漏洞，建立起精密周嚴(yán)的體系，使科舉成為“天下至公”。

他們首先做的，就是廢除行卷之風(fēng)。北宋初年，沿襲唐代遺風(fēng)，舉子投卷依然盛行。臨近考試，權(quán)要顯貴頻頻向主考官推舉人才，稱為“公薦”�？忌�被錄取后,要向主考官謝恩，稱主考官為“座主”、“師門”，自稱“門生”，形成特殊的關(guān)系：座主指望門生報恩，而門生寄希望于座主提拔。

主考與考生形成利益共同體，難免因此徇私，危害科考公平性，并且也會形成小集團，造成朋黨派系之爭，危害國家政治。唐代持續(xù)40年的“牛李黨爭”中，“牛黨”就是利用座主、門生關(guān)系結(jié)成一體。

為汲取教訓(xùn)，防權(quán)貴干擾、考官徇私、師生結(jié)黨，宋太祖趙匡胤建隆三年（962年）規(guī)定，“今后及第舉人，不得輒拜知舉官子孫弟侄”，“不得呼春官(主考官)為恩門、師門,亦不得自稱門生。”乾德元年（963年）九月更是明文規(guī)定廢除行卷：“禮部貢舉人，自今朝臣不得更發(fā)公薦，違者重置其罪。”

如前所述，開寶六年(973年)，趙匡胤又將殿試制度化，形成鄉(xiāng)試、會試、殿試三級考試制度，皇帝成為錄取的最終決定者，禮部會試錄取的考生，都要在皇帝御殿進行復(fù)試，使錄取的考生只可以向天子謝恩，做天子門生。

宋太宗淳化元年，為了表示公平取士，主考官蘇易簡入貢院后，便不與外界溝通，此后成為定制，稱為“鎖院”。這年的考試還首次采取了遮蓋考生姓名的辦法，稱為“糊名”，開了封閉改卷的先例。

宋真宗初年，“糊名”制度化，規(guī)定所有的試卷，要經(jīng)過封印院糊名之后，再送往知舉官處閱卷。這一制度使得考試完全憑借考生的答卷情況來選拔人才，進一步強化了考試的公正性。

宋太祖殿試時，淘汰了一批考生，宋仁宗嘉祐二年，殿試不再淘汰，禮部考試選取者全部錄取，皇帝只根據(jù)殿試結(jié)果分甲第，排名次。

宋初科考時間也不固定，宋英宗首先明確會試三年一次，每逢辰、未、戌、丑年舉行。一次次的制度創(chuàng)新，使科舉在北宋形成了一套完善的制度，對后世影響深遠，元、明、清歷代均加以沿用。

“文思苦遲”得狀元

文思泉涌、下筆千言，這無疑是對文人的極高贊譽。但北宋孫何，卻因“文思苦遲”考中狀元，并且是鄉(xiāng)試、會試、殿試連續(xù)考取第一，創(chuàng)造了殿試制度形成后第一個“連中三元”的奇跡。

孫何是蔡州汝陽（今汝南）人，父祖皆學(xué)問博雅，他本人十歲識音韻，十五能著文，篤學(xué)嗜古，為文必本經(jīng)義，頗有名聲。他與丁謂齊名友善，時輩號為“孫丁”。大詩人王禹偁“尤雅重之”。他文章寫得極好，所做《兩晉名臣贊》、《春秋意》、《尊儒教儀》等，都有名于時。不過，他有個特點——“文思苦遲”，屬于“苦吟派”。

“文思苦遲”本是個弱點，尤其在北宋前期的科考中，講的是文思敏捷，交卷快。宋太祖開寶八年（975年）狀元王嗣宗有兩個特點，一是交卷快，一是相撲技術(shù)不錯。

這年殿試，趙匡胤親臨講武殿舉行殿試，考生王嗣宗、陳識最先交卷，且二人的試卷均為上乘之作。誰為第一？趙匡胤有點犯難，靈機一動，想出了不太靠譜的一招：讓二人角力(即相撲)，勝者為狀元。王嗣宗反應(yīng)快，當(dāng)時上前與陳識在大殿上撲斗起來，迅速占了上風(fēng)，贏了比賽，奪得了當(dāng)年的狀元。

這個時期的狀元，大多是先交卷者，如楊礪、宋準(zhǔn)、蘇易簡、陳堯叟等，都是因為搶先交卷成了狀元。這無疑會誤導(dǎo)天下考生：寫文章一定要快！因此出了很多“快槍手”，大家一味比快。

寫文章是嘔心瀝血的事兒，只講快，難免草率成篇，只講快，也會忽視文化素養(yǎng)的積淀，寫出的文章華而不實，缺乏內(nèi)涵。在“快”了30年后，問題逐漸嚴(yán)重，很多大臣認為到了糾偏的時候，他們向宋太宗諫言，得到太宗高度重視，決定要讓考生們“慢下來”。

淳化三年（992年），來到開封參加會試的考生多達1.3萬人，是自有科舉以來從未有過的盛況。宋太宗覺得這是個扭轉(zhuǎn)風(fēng)氣的好機會，下令考官們在出題、閱卷時采取措施，治治草率成篇、爭先交卷的浮華之徒。

矯枉必過正。會試考三場，第一場考官們就刻意出了一個冷僻的題目，讓很多“快槍手”遲遲不能下筆。但總有手快的，17歲的江南才子錢易率先完卷，第一個出場。不過這次他撞到了槍口上，考官們竟然看都不看，拿紅筆一抹，扔在一旁，甚至取消了他參加第二、第三場考試的資格。

三場考試下來，“文思苦遲”而“文理可觀”的孫何被取為第一（會元）。

錢易倒霉，孫何上位，風(fēng)向明顯變了。但大約是慣性太大，大多數(shù)考生并沒有因此驚醒，李庶幾等通過了會試的“快槍手”，反而對孫何十分不服氣，他們在開封一家飯店聚餐慶祝時，玩了一個游戲：誰在廚師烙好一張大餅前寫成一首詩，大家尊他為高手。

這事搞得很熱鬧，很快傳遍開封。宋太宗和大臣們一看，竟然壓不住這浮華之氣，這還了得，加碼！

殿試時，宋太宗親自擬題，他從《莊子》中摘出“卮言日出”四字為賦題。這個考題相當(dāng)冷僻，李庶幾還沒弄明白題意，匆匆湊成一篇，別人都還在苦思冥想，他就得意洋洋地搶先交卷。其他“快槍手”一看，不敢再細想，紛紛揮筆，草率成篇，交卷出場。

李庶幾很自信，覺得狀元十拿九穩(wěn)，沒等張榜公布，他就很張揚地讓仆人大肆張羅，為慶賀狀元及第做準(zhǔn)備。太宗得知此事，大怒，下令取消他的錄取資格，兩科之內(nèi)不準(zhǔn)參加殿試。

殿試結(jié)果又讓很多人大跌眼鏡：搶先交卷的紛紛落榜，孫何又成了第一名！此前開封府鄉(xiāng)試中，孫何就被取了第一，會試、殿試又被錄為第一，“連中三元”，聲動天下。自此后，輕率浮躁之氣被有效抑制，科場考風(fēng)大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