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州大河村新石器中期多室房屋基址
舞陽賈湖出土的龜甲,上面刻有符號
鄭州大河村出土的彩陶雙連壺
舞陽出土的仰韶文化時期的彩陶簋形器
關于“史前文化”
在歷史科學中,歷史有狹義、廣義之分,狹義的歷史指有文獻記載的那部分人類歷史,史前史就是文字產生以前的歷史。史前史主要依據考古資料進行研究,其建立以丹麥學者湯姆遜以生產工具劃分的三期說為基礎,即石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后來學者們進一步把史前時代劃分為舊石器時代、中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銅石并用時代、青銅時代和鐵器時代。因為有文字記錄以前的歷史就是“史前史”,中國在商王盤庚以前的歷史都應劃在史前史的范圍之內,所以西方史學家的某些著作至今還把商代當成中國的史前時期。但現在學者們傾向于把屬于夏文化的二里頭文化作為中國史前史的下線,認為二里頭文化的晚期已進入文明社會,此前的各種文化屬于中國的史前文化。
觸摸文化的童年
史前,一片迷朦的土地,一派神秘的時空。那里的天空該是何等的星光閃爍?廣袤的曠野上會是哪般的炊煙烽火?那時的先人在進行怎樣的刀耕火種?這里,考古與歷史專家們的描述與文物遺存的呈示,會讓我們感覺8000年前的風物正迎著我們撲面走來。
裴李崗文化,距今8000年至7000年。它是河南境內目前所知年代最早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其遺址主要分布在豫中地區的河谷、盆地二級臺地上。其經濟形態以農業為主,已出現家畜飼養,并伴有采集及狩獵生產方式。裴李崗文化時期人們已開始建造半地穴式房屋,并有公共墓地。著名的遺址有舞陽賈湖遺址、新鄭唐戶遺址、長葛石固遺址、新密莪溝遺址等。
點評 省文物管理局副局長孫英民研究員:賈湖遺址是目前已經科學發掘的典型裴李崗文化遺址,該遺址的發現,對研究和闡釋遠古時代中原古居民的社會形態,生產、生活方式,原始農業,原始手工業,農產品加工,釀酒業等具有重要意義,特別是出土的骨笛經中國藝術研究院測試,仍能演奏出《小白菜》等美妙的中國民樂,在世界上影響極大。
仰韶文化,距今7000年至5000年。其遺址廣泛分布在以豫西、晉南及關中地區為中心的黃河中下游地區。仰韶文化繼承和極大發展了裴李崗文化的內涵。典型遺址有鄭州大河村、鄧州八里崗、淅川下王崗、靈寶西坡、靈寶北陽平遺址群、安陽后岡、三門峽廟底溝、鄭州西山、濮陽西水坡遺址等。
點評 孫英民:這個時期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已經形成了較大規模的建屋而居的聚落;再一個突出的特點,就是彩陶的燒制和使用。考古實物證明,仰韶文化是繼裴李崗文化之后,在黃河流域興起的一種十分強大的文化。它反映了中國原始氏族從繁榮到衰落時期的社會結構和文化成就,其分布之廣、延續之久、內涵之豐富、影響之深遠,在世界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龍山文化,距今5000年至4000年,大致與古文獻中的堯、舜、禹時期相對應。龍山文化以精美的黑陶為主要特征,曾被稱為“黑陶文化”,河南重要遺址有安陽后崗、陜縣廟底溝、洛陽王灣、汝州煤山、永城王油坊等。
點評 孫英民:龍山文化的顯著特征,一是出現了較多的城址,如安陽后崗、登封王城崗、淮陽平糧臺,這些城址印證了古史記載中的“萬邦時期”。二是龍山文化時開始使用銅器,如登封王城崗遺址發現了目前國內所知最早的青銅容器殘片。銅器的發明和使用,極大推動了古代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三是發明了水井開鑿技術,為人們遠離河流谷地向內陸地區發展提供了可能。龍山文化遺址中發現的“蛋殼黑陶”,顯示了當時高超的制陶工藝水平,以至于現代技術仍難仿制。
二里頭文化,距今4000年至3600年。在該遺址發現了中國最早的宮殿遺址,布局完整,功能合理,被學者們稱為華夏第一王都。
點評 孫英民:專家普遍認為,二里頭文化與夏文化有著緊密的直接聯系,相當多的學者認定二里頭文化就是夏文化。中原地區在這個時候已跨入文明時代。
省社科院考古所副研究員李立新博士:河南史前文化豐厚、燦爛而久遠。正像省委書記徐光春所概括的那樣:一是時間久遠,二是內容豐富,三是領域廣泛。
其一,時間久遠。縱觀河南的史前文化,始自50萬年前的南召猿人,舊石器早中晚三期沒有缺環,從中石器時代的舞陽大崗到新石器時代早期的裴李崗文化,再到仰韶文化、龍山文化、二里頭文化、二里崗文化,其間均發現有地層疊壓關系,說明河南的史前文化不僅歷史悠久,而且環環相扣,前后一脈相承,是中華文化的源頭活水,中華文明的初曙正是在這里閃現出奪目的華彩。
其二,內容豐富。河南史前考古取得了豐碩的成果,為河南史前文化的豐厚做了最好的注腳:
——鄭州西山是罕見的仰韶文化時代城址,距今約5300年,把我國發現古城的年代提早了1000年,被認為是黃帝之都。鄭州大河村仰韶文化遺址的空心墻排房和絕妙的天文學陶器花紋,都展現出來自遠古先民的智慧;
——濮陽西水坡仰韶文化墓葬中發現的蚌塑龍,形制巨大、活靈活現,被譽為“華夏第一龍”,似乎佐證了中華民族是“龍的傳人”這一古老傳說;
——淅川下王崗遺址仰韶文化長屋,是母系氏族大家庭聚居在一起的寫照。鄧州八里崗遺址為研究這一時期聚落的布局進而探討當時的社會情況提供了詳實的資料;
——河南龍山文化發現了為數眾多的城址,為我們呈現出野蠻與文明之交、方國林立、協和萬國的政治圖景;
——二里頭文化夏代都邑、鄭州大師姑夏代城址和二里崗文化商代都城、鄭州小雙橋遺址,則向我們披露了我國文明初期夏、商君王初步一統天下的王者規制和恢宏氣度。那深挖的城壕埋葬了蒙昧與野蠻,而高聳的城墻已直插文明的天域。
河南還是中國古史傳說時代英雄人物的主要活動區域,盤古開天辟地、伏羲畫八卦、女媧摶土造人、神農嘗百草、黃帝戰蚩尤、倉頡造字、堯舜禪讓等美麗傳說,以及大禹治水,夸父追日、后羿射日、精衛填海、愚公移山等不畏困難、自強不息的優良品性,早已化作中華民族的文化基因和民族精神,代代相傳。傳說時代英雄人物留下的不僅是民族記憶中的這些史影,還存留了大量物化的人文景觀。比如桐柏盤古山、盤古廟、盤古墓等,淮陽伏羲陵,滎陽、上蔡伏羲廟,西華女媧城,靈寶女媧陵,商丘燧皇陵,淮陽五谷臺,新鄭黃帝故里,三門峽鑄鼎塬與黃帝陵,南樂倉頡陵及倉頡廟,內黃二帝陵,登封啟母石與啟母闕等等,這些地方都是今天海內外中華兒女尋根謁祖的圣地,正是一種來自祖先遙遠血脈的神秘力量,把億萬炎黃子孫凝聚在一起,使我們心中充滿了共同的自豪和榮光。
其三,領域廣泛。河南史前文化作為中華文化的源頭,所涉及的領域極廣。徐光春書記所論及的中原文化的十七個方面大多肇始于史前文化,如政治文化、圣賢文化、英雄文化、農耕文化、商業文化、科技文化、醫藥文化、漢字文化、宗教文化、思想文化、姓氏文化都與史前文化息息相關。
從仰韶文化、龍山文化的聚落建筑布局,眾多城址的發現,可以歸納出先民從母系氏族社會到父系氏族社會,從聚落到酋邦最終發展到早期國家的政治文化演進過程。三皇五帝都可以稱為中華民族的人文始祖,他們以各自的煌煌事功、嘉德懿行,千百年來成為人們頂禮膜拜的對象,開啟了中華民族的圣賢文化。裴李崗文化發現有磨制精致的石斧、石鏟、石鐮、石磨盤、石磨棒等農業生產工具,賈湖遺址還發現了稻谷,說明中國的農耕文化早在9000年前已經在河南發育成熟。中國的商業源于歷史上的商族人,最早的商人是商族先公王亥,今天商丘一帶正是商族先民也是王亥活動的區域。中華姓氏大約起源于太昊伏羲氏,他“定姓氏、制嫁娶”,開啟了中華民族源遠流長的姓氏文化,伏羲氏完成這一偉業在宛丘,即今天的周口。河南史前文化涉及諸多其他文化,不勝枚舉,可以說,河南史前文化是孕育其他諸文化的淵藪母體。
8000年后的回望
站在8000年后的今天,回望中原史前的天空,我們清晰地發現:中原史前文化攜帶一種恢宏之氣,向周邊擴散、輻射與延展。正是這些史前文化的積淀、融匯與激蕩,最終催生出了中華大地的早期文明。
鄭州大學歷史學院陳朝云教授:中原史前文化輝煌、燦爛而強勢。尤其表現在仰韶文化期和龍山文化期。仰韶文化時期,在其影響下,在渭水中、下游流域,豫西和晉中、晉南地區這一廣大范圍內形成具有比較統一文化面貌的文化區域,因此不難想象,與周邊其他相關考古文化相比,中原文化在這一時期不僅是當時處于中心地位的強勢文化,而且在當時中國境內各類文化的發展態勢中起著明顯的主導作用。
龍山時代,文化規模最大,其影響也最為引人注目。考古資料揭示,中原龍山文化中的王灣三期文化甚至向南深入到江漢平原,導致了當地的強勢文化石家河文化的衰亡,顯示了中原龍山文化的強大擴張力量。到了“龍山時代”的后期,中原龍山文化已經構成當時中國境內諸文化的核心,以中原為中心的文化發展態勢和割據已經形成。中原文化成為推動中國境內各種文化交匯激蕩產生的強有力的動力,直接推動了中國文明的形成進程,并帶動周邊地區一起邁入文明化進程。
南京大學歷史系范毓周教授:從已有考古資料不難看出,正是我們的先民在中原地區長期繁衍、生息,不斷勞作、發展,汲取相臨地區文化的諸多文化因素,最終催生出彪炳于世的中國早期文明。中原地區很早就出現了城郭林立、禮制規范化、貧富分化,城邑、文字、青銅器等中國文明形成的主要標志,最早就是在中原地區的文化演進過程中先后出現的。綜上所述,我們可以看出,中原地區是中國文明誕生的歷史搖籃。中原文化在中國文明的形成進程中具有其他地區文化不可替代的中心地位,起到過無庸置疑的主導作用。
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教授嚴文明教授:整個中國的古代文化就像一個重瓣花朵,中原是花心,周圍的各文化中心好比是里圈花瓣,再外圍的一些文化中心則是外圍的瓣。這種重瓣花朵式的結構乃是一種超穩定的結構,又是保持多樣性因而充滿自身活力的結構,中國文明的歷史之所以幾千年連綿不斷,是與這種多元一體的重瓣花朵式的文化結構與民族結構的形成與發展分不開的。
留住我們的根
史前,一截文明萌動的火種,一段輝煌征程的印證,它向人們述說人類文明的跋涉,向千秋萬代昭示我們祖先的史跡。這種來自根脈的規定性,要求我們舉起保護的旗幟,要求我們踏踏實實地履行傳承。
首都師范大學歷史系袁廣闊教授:河南自新石器時代以來各時期遺址眾多,其中各歷史時期都有重要遺址,但由于古代遺址往往和現代城市村落同處一地,相互疊壓,在現代掘土工具先進的今天,許多古代遺址甚至在短時間之內就會被毀掉,因此我們有必要展開一次大規模的文物普查,摸清家底,給各遺址劃定出保護范圍,派專人看護。河南是我國文物科研的重點,目前已有大量重要的遺址經過考古發掘,對已經發掘的重要遺址目前考古研究方面進展較大,但普遍的問題是文物得不到有效地利用,因此在研究的基礎上如何利用我們的文物資源是一個重點。借鑒國外的經驗,各地行政主管部門特別是文物部門要提高利用文物的意識,在文物出土前要有就地保護的方案,目前河南發現的遺址很多,但與之對應的遺址博物館太少,向非專業人員介紹的資料和信息太少,而遺址博物館建立之后,大量的信息和實物都可以展示出來,滿足廣大觀眾的不同需要,同時隨著其規劃的完善,遺址也可以得到有效地保護。
省社科院考古所所長張新斌研究員:關于河南史前文化的保護與利用,還有不少的工作要做,我以為,至少有3個方面應該引起關注和重視。
第一,保護與建立。史前文化的重要發現,只有保留下來,形成大景觀,才能為當代社會帶來更多的價值。在構建文化大省時要建立相關的目標體系,要圍繞遺址保護,建立國家遺址公園,形成具有國家影響力的文化大景觀。要在重要考古發現之后,形成類似于兵馬俑、半坡遺址博物館之類的遺址現場展示場所,以直觀性與震撼力形成體現河南深厚文化的景觀符號。要建設地下考古發現的集中展示園區,對那些現場不宜保留,而又具有重要價值的文物遺存,異地集中保護,形成代表河南考古大省的大景觀,成為我省文化建設的標志性符號。
第二,開發與傳承。史前文化的發現,可以形成品牌并帶來商機,如仰韶文化、大河村文化,均已開發出相應的白酒。賈湖遺址的骨笛、青臺遺址的絲織品,也都可以開發出相應的產品。我認為,從“大商機”的角度,以后要更加關注以下問題:一是要形成考古發掘,聯合發掘,尤其是與境外合作中,有關商業開發的合同約定,在學術成果發表方面要考慮有關文化安全的事宜,將其放在應有的高度。二是與地下發現中的知名品牌,及時注冊,以防止資源流失。三是要對古代工藝與產品復制的企業與程序進行有效管理,防止低層次的復制,降低知名品牌的檔次,形成一套報批與審驗的管理機制。
第三,解讀與研究。史前文化遺址,除進行考古學研究外,關鍵是要進行歷史學解讀。這些史前遺址的潛在價值,尤其是尋根價值,已成為凝聚海內外華人的標識物與紐帶。要加大對史前文化的歷史與文化價值的研究,將文物的保護與開發作為挖掘史前文化資源的兩翼,在全省進行總體與宏觀規劃,提出開發的思路與步驟,充分發揮主管部門與地方政府的積極性,發揮民間力量與社會力量的積極性,發揮學術團體與企業界的積極性,使史前文化的資源在保護的前提下得到充分的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