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聽琴圖》，宋代絹本工筆設色繪畫，縱147.2cm，橫51.3cm，現藏于北京故宮博物院。作者傳為趙佶，成畫年代約為政和六年（1116年）至宣和元年（1119年）之間。此畫右有趙佶瘦金書“聽琴圖”三字，左側有“天下一人”御押，鈐“御書”朱文印一方。右上“聽琴圖”三字上方有“石渠寶笈”“寶笈三編”二朱文方印，并有多方宮廷收藏印，但蕉林收藏印未見。

 
    趙佶，即宋徽宗，在位25年（1101-1125），嗜好書畫，曾謂人曰“朕萬幾余暇，別無他好，唯好畫耳”。他以皇帝之尊和對書畫的耽愛，常常臨幸畫館，廣納人才，又“秘府之藏，充牣填溢，百倍先朝”，以其較高的繪畫造詣，不僅推動了畫院的發展，而且以自己的藝術創作，為北宋后期的畫院樹立了具有時代意義的“宣和體畫法”典范。趙佶的繪畫重視寫生，以精工逼真著稱。工花鳥，相傳用生漆點鳥睛，尤為生動，較有代表性的作品有《芙蓉錦雞》《瑞鶴圖》《池塘晚秋》《四禽圖》《雪江歸棹》等。與花鳥畫不同，以人物作題材的《聽琴圖》可能是趙佶存世作品中鮮有的一件人物畫代表性作品。而就作品的藝術價值論，其構思、構圖、人物造型、筆墨設色的技藝均臻于上乘高妙境界，堪稱宋代繪畫的代表。

    解析《聽琴圖》，筆者以為有如下幾個特點值得提示。首先，關于作品構思的獨特之處：《宋史·徽宗本紀》稱，趙佶曾多次駕臨寵臣蔡京府第，相談內容皆與大興道教、修建宮觀、塑造圣像有關。政和、宣和年初，趙佶尊奉道教到了十分溺信、癡迷的程度，這與他喜好藝文之事、廣羅珍奇、耽于書畫，追求自適無為、頤養身心的生活觀念至為契合。政治上他任用蔡京、童貫操持國事，推行對內鎮壓、對外妥協的“守內虛外”政策而難有作為；生活上維持著皇權享有的驕奢淫逸；精神上卻難以擺脫內外壓力導致的心理重負；因此他必然需要尋求緩解壓力的情感宣泄出口，書畫可能成為趙佶此時最佳的心理療劑。當心里的意象需要找到畫面圖像的實體依附時，類似于《聽琴圖》或品茗、對弈之類的繪畫形式就可能成為趙佶藝術創作的精神落腳點和構思切入點。他能夠將自身置放其中，要的就是“一弄無弦琴，解寄道君意”的心靈托寄，這樣的創作構思，活脫脫地勾畫出皇帝宋徽宗的真實心理寫照。

    其次來觀照作品的構圖特點：以《聽琴圖》縱橫3∶1的畫幅比例，本可以層層疊加式地承載豐富的圖像內容，但作者真正用來表現人物、樹石、琴幾要素的僅占畫面的3/5，而且是疏朗松散的形式構成，成菱形的三人組合與假山石盆景欲斷還連的主體構圖樣式，輔之以背后“年”字形回環攏抱的松樹和呈放射狀伸展的修竹形成犄角互補姿態，而有別于同時代其他名家的畫作構圖模式。如果沒有蔡京的題詩和后加的“嘉慶御覽三寶”鈐印，作者在畫中留出了足夠空闊的天地空間。趙佶的意圖顯然是要賦予畫面簡潔空靈、別具一格的玄幻氛圍和導引詩意想象的特點，讓觀者感悟虛而不實、實而不滯的畫外意境，其經營位置的匠意，可謂獨出心裁。至于有說《聽琴圖》構圖契合風水命理、與“吉”字暗合，竊以為未免顯得附會。

    又次來觀賞作品中人物、器物和松竹的造型特點：《聽琴圖》中的人物已為鑒評家研究得出一主二臣一仆對號入座的真人身份，此處姑妄采信之。畫中之主乃為皇帝宋徽宗，著皂色道服居中在松下撫弦，其面目白皙圓滿，微有髭須，有專家認為是作者趙佶的自畫像（此與時人所繪宋徽宗親像確有幾分相似）。又其下左右二臣被指為徽宗依仗的重臣蔡京、童貫或王詵、王黼者（不知與真人貌似與否），一如蔡京在松樹之上題詩所言，二者一作仰窺，一作俯審聆聽狀，顯現出融洽無間的君臣關系。為了與徽宗背側向左傾斜的松樹形成倚重平衡之勢，同時破除一主二臣的三角對稱關系，作者又在仰窺者左側添加一位侍童、居中下部增置假山石盆景與上部松樹形成呼應懸重均衡造型，可謂獨具匠心。特別是作品中人物形神謹嚴精妙，姿態自然放松，全然一副陶醉其中的神情，平和中透出專注。可以想象這些人物想必是經過怎樣認真縝密的對真寫生，可貴者在于當時世界上尚未有科學意義上的精準解剖學，而宋代人物畫已達到古代中國式寫實造型的高級境界，令人嘆服作者的造型能力與駕馭人物形態之能力所達到的精湛水準。而主人身后的松樹、竹枝形態同樣看得出是經過了嚴謹的寫實訓練積累，其對姿態的設計和一針一葉的勾勒渲染無不達至惟妙惟肖之境。

    再次來欣賞作品中筆墨、設色的藝術特點：《聽琴圖》中人物均先以勻實的細線勾勒而出，面部和手之外的衣飾紋理則兼糅了書法運線的抑揚頓挫和提捺轉折，色彩渲染基本平涂，但又按衣褶紋理略染明晦，使人物稍具體積感。而左側的高幾、香爐和琴桌以及二臣的座椅，均以實寫的手法，工整細致地描繪。特別是松、竹的筆墨技法處理尤為豐富精到，勾染點皴筆筆送到，且整體豐富而有變化，神完韻足。作品在設色上也顯得自成一格，其在絹本固有底色基礎上，取墨色為主基調，使畫面色彩沉著典雅而具書卷氣。盡管人物、器具、樹石的色相各有傾向，但以墨色調節統攝，令畫面傳達出某種玄秘簡淡之感。然而作者并不專以一色為目的，除了在臉和手部施以粉色，在二臣服飾敷色上采用明麗而不輕薄的石青、朱砂色填出，再施以鉛粉渲染主人內衫、二臣與侍童的褲襪。色彩的巧妙使用令畫面亮堂、透氣起來，從而避免了略顯沉悶、壓抑的感覺。《聽琴圖》畫面色彩的高華既體現了皇家畫院作品應有的富貴色，又不失文人繪畫對簡淡沖和的特質追求，其與同時代前后的名家之作既有風格技法和藝術語言上的淵源關系，特別與出自趙佶本人手筆的花鳥畫作品格調一致，又別開新意，是謂宣和體畫法的獨到特點。

    最后來看作品中的題押款印特點：《聽琴圖》中趙佶瘦金體的題字與其天下一人的押書風格從結體、筆勢、書風神采的舒展勁挺看，一如皇帝宋徽宗在書寫時的自信雍容乃至精湛貫氣，此與他的《瑞鶴圖》《柳鴉蘆雁圖》題寫氣韻一致，字形俊逸，筆力健朗，技藝嫻熟，無絲毫的猶豫拖沓之感，而“御書”印鈐于“天下一人”之上，既簡潔且飽滿，今日觀之仍堪為一絕。又從蔡京的題詩看，很像是在現場奉上意而作，甚至題寫的位置，包括內容與字數和所占空間的多寡大小，也像是在君臣相商下指定而合作所成。否則，以宋代繪畫多無款、多窮款、隱款的傳統風氣，縱以干臣之身冒九五之尊之諱也斷是蔡京等輩不敢也不能為的。至于后世陸續補鈐的印章多集中在畫面上部，倒像是經過深思熟慮謀定而布，并沒有損害破壞作者構思、構圖的寓意。

    《聽琴圖》所體現的意味雋永，別出心裁的藝術構思、融詩書畫印于一爐的構圖形式、虛實相映結構巧妙的經營布局、神采兼具的傳移模寫、工整細膩的繪畫技法，典雅不失華貴又色墨互補的藝術手法充分顯示出了宋畫的全部特質，同時也佐證了作者是一位思想豐富、學養深厚、技藝嫻熟、藝術造詣極高的丹青國手。

    作為一個國家的最高治理者，宋徽宗趙佶無疑是一位不稱職的皇帝，于國家社稷，這是一出悲劇，以至于晚年客死異鄉，結局令人唏噓。他的精神信仰、個人性格和文化價值取向左右并影響了他對文化藝術投注的極大熱情，否則他就不可能在書畫上取得如此的成就。而就藝術論，他無疑是一為極富才情的畫家。

    至于《聽琴圖》究竟出自趙佶本人之手還是代筆，一直有不同的觀點，持論的雙方均有合理之處。然而對于歷史久遠的文物鑒評和考古探究原本就是建立在蛛絲馬跡基礎上展開的假設與猜想，何況宋徽宗趙佶偏又喜好在自己喜歡的書畫作品上題詩作跋，后人把這種畫稱為“御題畫”。由于許多宋畫都沒有留下作者的名字，趙佶又擅長繪畫，這使得鑒別不少有他題字的作品是否出自其本人所作有不小的難度。也許關于《聽琴圖》的存疑還會一直延續下去，但這已絲毫不影響《聽琴圖》作為一件精湛的古代藝術珍品的價值所在了。

    馮遠 中央文史研究館副館長、中國文學藝術界聯合會副主席、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清華大學美術學院名譽院長、清華大學藝術博物館館長。作品多以反映歷史題材和現實生活為主，代表作品有中國畫《屈賦辭意》《逐日圖》等；主要論著有《東窗筆錄》《回到單純》《水墨人物畫教程》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