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朱仙鎮新河記碑》的發現與整理
   
    為深入探討賈魯河水運問題，近年來我沿賈魯河流域進行了學術考察。去年，在朱仙鎮鄉政府大院內發現清代河南巡撫李鶴年撰寫的《朱仙鎮新河記碑》（見圖一）[1]。通過對此碑的整理與研究，我認為《朱仙鎮新河記碑》（以下簡稱《新河碑》）對于探索中州名鎮——朱仙鎮商業興衰與賈魯河水運的相互關系，重新認識賈魯河水運的歷史地位和水系構成狀況有極高的史料價值，現將碑刻文字整理如下：

    “自滎陽西南諸山溪，合京、須、索、鄭之水，東流至祥符，經朱仙鎮達周家口，復合沙、潁諸水，委輸于淮，以元臣賈魯實治之，遂名賈魯河。往時舟楫暢行，上可抵京水鎮；以故，朱仙鎮百貨充牣會城，因之號繁富焉。自道光二十三年，河決流淤，屢濬屢塞。予初任豫撫，即有意修復之，既已遷擢去。光緒七年秋，復撫豫，縉紳父老為予言：水利宜莫先于治賈魯河。且請自王堂改疏新河達鎮，循舊河淤道，入鎮南行，而建閘以資宣泄。為經久計，予察其工鉅，民夫不任勞役，費且不貲，躊躇未即決。既思，予于五年任河督，堵筑黑崗險工，嘗檄北、東二鎮練軍暨毅軍健卒，合力并作。諸軍故予舊部，踴躍勝民夫數倍，以是知兵力之足用。乃謀之統帶豫營蔣東才軍門。蔣君夙具干濟才，且勇于任事，毅然請行。予復講而語之曰：事莫難于經始。茲河之役，非一再矣。道光間發帑金大治之，功卒不就，當事者且獲咎。同治十二年工甫竣，不旋踵而淤淺如故，進銳退速，將徒勞而無功，子其慎持之。于是蔣君躬挈所部，駐河上，咨謀相度，率作興事。明年春三月，予奉命閱伍，道經朱仙鎮，蔣君逆為予言挑濬狀，自李牧崗至張市，數十里皆疏通無阻患，且規畫王堂新河，功率利弊，了如指掌，予斥其可與圖成也。以書告之司、通諸君，益大治修，具增犒賚，以期集事。而蔣君督勵將士，以兵法部勒，暑雨無所避，晝夜兼作，凡四閱月而新河成。水泉暢流，舟行無礙，商賈驟集，居民灌乎相和，向之壅遏煩滯，一滌而新之。縉紳父老舉欣欣然，知有以樂其樂而利其利也。相率請
為文以紀其盛，予曰：豈直唯是而已，后之踵而有事于斯者，若建閘，若歲修，周之復之，方綢繆未艾也。乃敘其顛末，勒石于鎮，俾來者有考焉。是役也，以八年二月二十五日開工，七月二十八日工竣，凡用銀七千五百兩。董其事者：記名提督蔣東才。與其事者：布政使覺羅成孚、按察使豫山、糧臺候補道黃振河、署開封同知英惠、新息通判沈宣昭，皆例得備書。”
 

圖一  朱仙鎮新河碑記
 

    此碑系1881年（即光緒八年）八月由河南巡撫李鶴年撰書，碑高二百三十一厘米，寬七十七厘米。李長傅先生在《朱仙鎮歷史地理》中曾有提及，說此碑在朱仙鎮北門內路西，今存[3]。左慧元先生編《黃河金石錄》中也作了收錄[4]，但均未以此碑記為對象做更深入和系統的研究。因此，本文擬利用《新河記碑》的相關記載，進一步深入研究賈魯河水運的歷史價值，廓清賈魯河水系的構成狀況和河道變遷，為理清賈魯河水運與沿岸商業城鎮的興衰變遷提供借鑒。

    二、明清賈魯河上游的水系構成狀況

    《新河碑》對賈魯河上游的水系構成狀況有明確而詳細的記載。碑文記載“（賈魯河）自滎陽西南諸山溪，合京、須、索、鄭之水，東流至祥符，經朱仙鎮達周家口，復合沙、潁諸水，委輸于淮，以元臣賈魯實治之，遂名賈魯河。往時舟楫暢行，上可抵京水鎮；以故，朱仙鎮百貨充牣會城，因之號繁富焉。”按碑記所說賈魯河的上源在“滎陽西南諸山溪，合京、須、索、鄭之水”此說完全合于明清時期賈魯河上游的水系構成狀況。賈魯河上源較多，這些水源分布在今新密市北部山谷（也就是滎陽西南諸山）。賈魯河上主要支流有二條。西支古稱“京水”，亦稱賈峪河（孔河），源于密縣袁莊鄉南彎長里溝，向東北流。經滎陽縣上灣、寺河兩個小型水庫（水庫為建國后建，筆者注），經張莊入鄭州市中原區常莊水庫，在趙坡村與東支匯流。東支有三源。西源于密縣白寨鄉楊樹崗圣水峪，由圣水峪河經申河、全垌入尖崗水庫；中源于二七區侯寨鄉三李西的冰泉、溫泉流經三李村、全垌東入圣水峪河；東源于侯寨鄉劉家溝九娘娘廟泉，流入尖崗水庫，在趙坡村與西支匯流入西流湖，經石佛、老鴉陳在皋村穿東風渠（平交）向東經周莊、姚橋、中牟縣大吳村、白沙鄉、城關鎮、邵崗鄉、韓寺鄉的胡辛莊東南入開封縣，經尉氏、扶溝、西華至周口市匯入沙潁河。賈魯河全長246公里，流域面積5896平方公里，其中在鄭州境內河長137公里，流域面積2750平方公里，多年平均徑流量2.99億立方米。該河在50年代初，水量充沛，下游可通舟楫至中牟[5]。這是賈魯河上游諸源今天河道的走向與構成，這一帶的水系構成與明清時期大體一致，變遷不大。

    而碑記中的須、索水亦為賈魯河的主要支流，索須河（見圖二）因索水、須水兩河匯流而得名。索河源于滎陽崔廟鄉竹園村石嶺寨，經三仙廟一小型水庫、丁店中型水庫、楚樓中型水庫、河王中型水庫、廟灣小一型水庫，在中原區的大榆林村與須水匯流；須水發源于滎陽縣賈峪鄉岵山（古稱嵩渚山）東麓漚蔴坑，流經楚村、飲馬坑小型水庫、呂莊、谷家寨小型水庫和中原區劉溝小型水庫，經須水至大榆林村與索河匯流后，東流經師家河、鐵爐寨、馬寨跨東風渠至馬莊，從祥云寺東南流入賈魯河[6]。由此看來，《新河碑》中所記賈魯河上游源于滎陽西南諸山溪的京、須、索、鄭諸水除鄭水外皆可落實。

    《新河碑》中的鄭水見載于《明史·地理志》。《明史·地理志三》鄭州條下載：“鄭州，洪武初，以州治管城縣省入，西南有梅山，鄭水出焉，下流舊入汴河，后湮。又西有須水，源出滎陽縣，舊亦入于汴水。”[7]從《明史·地理志》所記清代鄭水的源頭來看，鄭水之源應位于賈魯河上游西源一系的京、須、索三水東面的梅山，其與源于“滎陽西南諸山溪”的“京、須、索”諸水并非同一源頭，這是應該強調說明的。清乾隆十三年刊《鄭州志》載：“梅山在州西南，去州一舍許，高數十仞周數里，筋石膚土頗稱雄厚，邑之鎮山也。其脈來自嵩岳，經密縣皆為石山，至此脫為土，嶐然突起狀似乳形，為一郡之望，西南諸罔嶺多原于此。其稱梅未詳，或謂舊多梅花故，山之巔有廟二：一曰三皇廟，一曰碧霞元君廟。春秋楚蔿子馮率師侵費、滑還師即此地。”[9]今鄭州市區、新密市、新鄭市交接的新鄭市轄境內西北部有梅山地名，應該就是鄭水的源頭。梅山之東有十八里河是否就是鄭水的上游，應進一步研究，但在2005年印刷的鄭州市域地圖上，鄭東新區轄境內有“鄭河”地名，此地在今鄭東新區如意路與龍湖外環南路交叉口一帶，我頗疑心此處就是明代鄭水故道下游所經，若自梅山向東北，鄭水故道大體很可能在今十八里河與金水河之間向東北流，至今鄭東新區向東再注入賈魯河。如果此推論不誤，那么《新河碑》中的賈魯河上游水系應包括西支的索、須河，中支的京水河和源于梅山的東支的鄭水。京、索須、鄭水共同構成了賈魯河的上源水系，中支京水、西支索須故道猶存變遷不大而東支的鄭水已湮沒無跡了。
 

圖二  今位于祥云寺東的索須河和賈魯河交匯處
 

    三、明清賈魯河下游的水系構成狀況與河道走向

    《新河碑》碑又載“（賈魯河）東流至祥符，經朱仙鎮達周家口，復合沙、潁諸水，委輸于淮。”也就是說賈魯河的下游的河道，經開封朱仙鎮達周家口。周家口即今天的周口市，賈魯河在周家口合沙、潁兩水，向東南“委輸于淮”即溝通了淮河中游。碑記里的沙河發源于河南省魯山縣石人山，流經魯山、平頂山、葉縣、舞陽、郾城、漯河、西華、商水、周口、淮陽、項城、沈丘及安徽省界首、太和、阜陽、潁上諸縣市，于潁上縣沫河口入淮河。全長619公里，流域面積39880平方公里（包括黑茨河流域面積）[10]。沙河在西華縣陳橋入周口市境，至沈丘縣賈莊進入安徽境內，在今周口市境干流長164公里。沙河在今周口以下原為潁河；上游北舞渡以上原為汝水支流滍水，因兩岸積沙如雪又名沙河；中間郾城至截斷頭（今新集）原為大隱水。元至正年間于舞陽截汝水、滍水東流入隱，統稱大沙河。后隱水于截斷頭村淤閉，改流東北行入潁，形成今日之沙潁河，周口地區稱為沙河[11]。潁河源于河南省登封縣嵩山南麓的少室山下，流經登封、禹縣。襄縣、許昌、臨潁、郾城、西華、周口，于周口市郊孫嘴入沙河，全長261.7公里，流域面積7348.3平方公里。自西華縣瓦屋趙村入境，至周口市孫嘴入沙河，區內干流長度65.35公里，入周口市境流域面積3087平方公里[12]。這里的潁河又稱褚河，系魏武帝漕運故道，經過截汝、滍水入隱及后來的改隱入潁等水系變遷，沙河的形成及占據面積、洪水的主導地位，成為干流，而周口以上的原潁河上游變成支流，仍稱潁河[13]。歷史上的沙潁河河道在周口以上雖屢有變遷，但在今周口市一段卻相對穩定，沙潁河在今周口市交匯以后，賈魯河又自北而入，這為周口水運的興起提供了地理條件。沙河、潁河與賈魯河這三條水道在周口交匯后，東南流經沈邱縣入安徽太和境，“逕界首集、稅子鋪、舊縣集……出阜陽界牌集，至潁上八里垛達于淮”[15]，再經由運河而達江浙，周口因此成為河南東部與江南地區商品流通的重要樞紐[16]。
 

圖三  周口大渡口碼頭舊址

    在這里應強調說明的是，周家口地處沙、潁、賈魯三河交匯之處，明清以后憑借獨特的水運優勢而逐漸發展成為中原地區著名的商業城鎮，但在商業繁榮和城市發展過程中，賈魯河的水運所發揮的歷史作用要遠遠超過沙河和潁河水運。去年，我在周口賈魯河沿線考察，承周口市文物局李全立局長、高禮祥科長、焦華東科長的無私幫助。李局長將周口市大渡口碼頭遺址的考古資料全部提供給我，在此深表謝意。周口大渡口碼頭舊址（見圖三），位于川匯區沙潁河與賈魯河交匯處南對岸。碼頭長約380米，寬約1.6—14米，高1.1—1.5米。底部用青磚平鋪，上砌紅石，大部分為泥沙淤埋，西部現存有用于加固碼頭的密集木樁，僅在枯水期時露出水面。明永樂元年（1403年），明成祖朱棣稱帝后，采納禮部尚書郁新的建議，決定將都城由南京遷往北京，大批物資亟須北運。永樂四年（1406年），永樂六年（1408年），朱棣又采納郁新的建議，開辟淮河、沙河漕運，周家口（原名潁岐口）從此成為北運物資轉漕北京的航運樞紐。成化年間，賈魯河始通周家口，這里形成三川匯流之勢，水運東達江淮，西通秦晉，北抵朱仙鎮，舟楫來往頻繁，商賈云集，商業更趨繁華。萬歷二十六年（1598年），湖北江夏（今武昌）人熊廷弼（當年中進士，后成為明代軍事家）到北京參加會試，在途徑周家口時看到這里三岸連起，埠口毗連，桅墻林立，夜晚燈火闌珊，頗有“小武漢”的氣象，不禁贊道：“萬家燈火侔江浦，千帆云集似漢皋。”清康（熙）道（光）年間，周家口經濟達到鼎盛[17]。大渡口碼頭在周口近代城市興起和發展過程中曾起到了重要作用，關于此問題將專文討論，此處不贅述，但該碼頭的發現確實證明明清之際繁榮的周家口商業對于賈魯河水運的依賴程度要遠遠超過沙、潁二河。關于此，明代交通文獻中的記載也證明了這一點。明代隆慶年間刊行的《一統路程圖記·卷五·江北水路》中清楚地記載自京杭大運河樞紐——淮安，經南河也就是今天的淮河到河南省會開封（汴城）的水運路線應如下：

    淮安。十里湖口閘。十里移風閘。十五里清江閘。十五里福興閘。十里新莊閘。十里淮河口。北去徐州。西南五里馬頭。六十里洪澤驛。三十里石灰窯。三十里龜山。三十里泗州。六十里舊縣。十五里龍窩。三十里山岡。三十里雙溝。三十里浮山寺。三十里五河縣。三十里小溪灣。三十里三岔。三十里青泥灣。十里鳳陽府。三十里十里溜。三十里長淮溜。三十里半步溜。三十里懷遠縣。北往亳州。二里荊山。禹王廟。廿里馬頭城。三十里斷窯。三十里洛河。三十里石頭鋪。三十里泥岔。三十里下蔡。三十里壽州河口。三十里焦岡。十五里筍樁河。十五里至正陽。西十里八里躲。六十里潁上縣。六十里江口驛。四十里釣魚臺。十里張家溜。廿里大溜。五里潁州。河南兵憲駐札。十五里白廟。十里泗河鋪。六十里太和舊縣。四十里稅子鋪。十五里界溝驛。廿里紙店。三十里王壩溜。十里槐方店。十五里王昌集。廿里富壩口。南至南頓五十里。北十里新站。八里牛家埠。五里潁息坡。南，下水，四十里至南頓。北廿五里周家店。十五里李方店。三十里西華縣。一百廿里李家潭。四十里朱仙鎮。起車。四十里至汴城。[18]

    從《一統路程圖記·卷五·江北水路》所載淮安由南河至汴城的水路沿線的相關地名來看，自淮安向西在淮河口進入淮河水道后，溯淮河而西經五河縣、鳳陽府、渦水之側的懷遠、壽州河口至潁上縣。潁上縣就是沙潁河入淮河之處，自此舟船便離開淮河主河道而向西北方向行駛進入到沙潁河中。沙潁河上的太和舊縣、稅子鋪、紙店、槐方店、昌集、周家店等處均是沙潁河沿岸重要的商業集鎮。舟船至周家店后，若再需向中原汴城方向行駛便要自沙潁河轉入到賈魯河河道中，在周家店以北，《一統路程圖記》中載有李方店、西華縣、李家潭、朱仙鎮等地名，這些地名印證了賈魯河沿線河道的構成狀況與在此基礎上所形成的繁榮商業市鎮。李方店應在今周口市西北十五里左右的李方口，此地向西2里有上口，此附近區域應該就是明清賈魯河故道所經。西華縣位置沒有變化，以之為坐標，周口市北郊李方口之北，西華縣南薛灣，閘口、栗樓岡、丁口、大王店（莊）一線應該是明清兩代賈魯河故道所經過的區域。而按文獻中所載自西華縣城向北有李家潭，李家潭南距朱仙鎮四十里，若按照這樣的里距來推算，李家潭很可能就是今扶溝縣的呂潭鎮，呂潭又有呂家潭之稱，其稱李家潭很可能是音訛之故。呂潭地處扶溝~太康、開封~周口兩條官道樞紐，且有賈魯河流經，舟楫暢通，為水路交通要沖，明萬歷年間已形成商業繁榮的市鎮。當時，賈魯河縱貫鎮中，把全鎮分為河東、河西兩部分。鎮中心設有閩、浙、贛、鄂、秦、晉六省商號，大街商鋪鱗次櫛比，河內檣桅如林，遠近商旅云集，喧鬧異常。每年農歷“三月十五”、“小滿”、“六月六”、“九月九”、“十月一”、“臘八”等大會不斷，更是車水馬龍，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多者一日達數萬人。呂潭鎮周長6公里，據1937年統計，有5400戶，28000人[19]。據現代《扶溝縣志》載，呂潭鎮中心原有一座橫跨賈魯河的三孔石拱橋，據碑文記載：該橋創建于明萬歷年間，橋身全長50余米，系用雕鑿成的大小不一，形狀各異的巖石嵌砌而成，縫隙不漏，渾然一體，三個橋孔，皆前有龍頭，后有龍尾，橋兩邊石雕欄桿上，整齊地排列著雙雙對對的石猴、石獅，相互嬉戲。鎮內有山西會館、陜西會館，寨北門外，有“無梁廟”、“五孔橋”及北極宮。無梁廟全系磚石砌成，面積寬廣，不用梁柱，中塑像關羽、關平、周倉，栩栩如生，以上文物均于1938年陷于滔滔黃水之中[20]。

    呂潭鎮中心的這座三孔石拱橋對于研究賈魯河水運的興起時間具有重要價值。清代光緒十九年《扶溝縣志》中載有何稽武《呂家潭創建石橋記》。該碑記內容如下：

    “天根見而成梁，王政也。扶境有河曰惠民，河之巨鎮曰呂家潭，下達淮泗，上接洪河，淮徐兩河之產交輸之，故艘艦云屯，珍奇猬集，越在遠疆者至，不識邑而識鎮，庶幾稱陸海哉。先是構木為橋，以濟輜軿，顧木善圮，圮而累，葺之勞費，且不任無如石便也，第木之費一而石之費百，民曰費不百不可以永。相與詣縣大夫請質焉，大夫曰：‘勞。’曰：‘莫或驅之，勞孰怨？’大夫曰：‘費。’曰：‘莫或斂之費孰怨？’既而曰是可因也，下令云：維是歲時之不易，誠不欲強民起不急之役，奈不可己，且舉自民我何敢拂，無甯寬歲月勞費以逞可，于是余粟者授食，余貲者給費，經始于萬歷癸未夏，僝工于甲午春，凡十易稔而橋成，長二十丈，闊三丈，高二丈七尺，屹若長虹而望之翼翼如也。自是商艘漁肕鱗集，其下星軺輜重往來，其上淮徐兩河之人與利，脈絡相屬，且什百千萬于昔，而向者巨鎮若增之。重矣是役也，費數千緡，工役至不可紀。”[21]《石橋記》中不僅記載了呂家潭石橋的修建過程，而且對賈魯河水運的繁榮也載之甚詳，稱呂家潭為賈魯河上的商業“巨鎮”，其富庶堪稱“陸海”。光緒十九年《扶溝縣志》中還記石橋創制年代與規模大小：“呂家潭石橋創于萬歷癸未至甲午，歷十稔工成，長十二丈，闊三丈，高二丈七尺，最為壯麗。”[22]根據光緒十九年《扶溝縣志》中呂潭石橋創于明萬歷癸未至甲午年的記載，我們可以推知癸未、甲午年分別為萬歷十一年（1583年）和萬歷二十二年（1584年）前后歷時10年之久，始建成此橋，這一點與何稽武《呂家潭創建石橋記》中的記載相吻合。而隆慶、萬歷年間賈魯河的水運已經發展到了非常繁榮的程度，但賈魯河水運的肇始與發達繁榮之間不應是一蹴而就的，其間還要經歷一段相當漫長的過程，因此賈魯河水運肇始的上限恐怕還不能局限于《一統路程圖記》刊行的隆慶和石橋創制的萬歷年間，而其水運的時間上限和歷史價值亦有進一步認識和研究之必要了。

    四、對明清賈魯河水運歷史價值的再認識

    《新河碑》的記載對我們進一步認識明清時期賈魯河水運的歷史價值提供了珍貴資料。
 

圖四 今京水村衛生院就建在古河道舊址上

    碑記中說賈魯河至少在清代光緒八年以前是“舟楫暢行，上可抵京水鎮。”京水鎮即今天鄭州北郊惠濟區花園口鎮轄下的京水村，西距黃河上著名的花園口渡口不足十里，京水村村南2里左右至今仍有賈魯河河道，京水村南的一段賈魯河河道大體做東——西走向，現在河道狹窄僅有3—4米寬，且污染較重。京水村西距花園口渡口僅9里之遙，1938年花園口決口，黃河主泓曾在京水村東頭今衛生院沖出一條河道（見圖四）。1938年這里是黃河潰水首當其沖之地。今天京水村南2里的賈魯河應該就是明清時期賈魯河的舊道。惟此，自朱仙鎮上溯而來的舟楫才能“暢行，上可抵京水鎮”。京水鎮在明清兩代是黃河南岸的著名市鎮，其興起與賈魯河水運南來商品渡過黃河花園口向北輸轉有密切關系，但由于賈魯運的衰落，這里的賈魯河今天已不能再有“舟楫暢行”了，其行政地位也由明清時的鎮下降為現在的村。盡管如此，有一點應該肯定明清兩代賈魯河水運的最北界限就在今天黃河南岸6-7公里的鄭州市惠濟區花園口鎮的京水村一帶，這一點是沒有疑問的，碑刻中所記的京水鎮地名也從另一個側面說明經賈魯河水運北上的江淮商品很可能是在花園口一帶渡過黃河而繼續向北轉輸的，因此，賈魯河在明清兩代起到了溝通黃河、淮河兩大水系水運交通的歷史作用，這是《新河碑》中反映出的一個真實事實。

    其實，對于賈魯河水運的歷史價值明代嘉靖時期左都御史胡世寧早有認識。嘉靖六年（1527年），黃河決于豐沛，潰水先沖入京杭大運河后又漫入昭陽湖，漕運斷絕，胡世寧上奏神宗請疏浚賈魯河以通漕舟說：“查滎陽之東廣武山南一水，東流經鄭州中牟之北、祥符之西，繇朱仙鎮而南經尉氏、扶溝、西華之東，沈丘之南，在元史名為鄭水，土人名為賈魯河者也。南至周家口與潁水合流名為沙河，至潁州正陽鎮入淮，直抵淮安。今自正陽至朱仙鎮，舟楫通行略無阻滯。”[24]又說：“自朱仙鎮而北而西至鄭州西北惠濟橋地方，不及二百里，河身略窄，稍當修浚。若于惠濟橋西開一支渠，分水一派，北入黃河，不及二十里。渡河而北直入沁口，為道甚便。如謂鄭水微弱，不任漕舟，則滎鄭之間又有京水、索水、須水諸泉皆可引入鄭水以濟漕挽。再每二十里建一石閘，如會通河之比則蓄洪，有時水自裕，如計其工費丁力亦不過四五萬兩耳，若此道既通，則漕舟出天妃閘即繇洪澤湖入淮，溯淮入潁水，溯潁入鄭水，牽挽尤穩，黃河又可不用矣，雖沖溢萬變何慮焉。”[25]由胡氏的奏疏中所謂鄭州西北惠濟橋、京水、索水、須水等諸地皆可落實。特別應該強調說明的是惠濟橋在今鄭州市北郊惠濟橋村，此橋是一座三孔石橋，橋面長14.44米，寬5.08米，建于元末明初……在惠濟橋南側及南部河道經過試掘，出土有唐、宋、元、明、清時期堆積層及大量文化遺物，尤以元明時期遺物最為豐富。河道兩側河堤經過解剖，發現其時代最早到元代，晚至清代，元代以前河堤已不清晰[26]。由現代考古資料證明惠濟橋下確實存在著一條向北與黃河相通的古河道，這條古河道正是胡世寧說“于惠濟橋西開一支渠，分水一派北入黃河不及二十里耳，渡河而北直入沁口，為道甚便”的賈魯河河道。此道貫通以后，江淮北上京師漕舟可不經會通河，在胡世寧看來賈魯河水運最大的優勢不僅是“牽挽尤穩”，而且可以避黃河的艱險，即所謂“黃河又可不用矣，雖沖溢萬變何慮焉。”這條“出天妃閘即由洪澤湖入淮，溯淮入潁水，溯潁入鄭水”的水運網絡的北段就是明清鄭水或賈魯河河道。明代胡世寧所建議的這套聯通黃河、淮河的水運通道只需將賈魯河上游京、索、須諸泉皆引入鄭水（即賈魯河）便可使江淮漕舟出于“滎陽之間”，“其工費丁力亦不過四五萬兩耳”，這項工程于嘉靖九年（1530年）五月完工，前后大體經歷了3年的時間，賈魯河上游的航運體系基本形成。由此看來，早在明朝嘉靖年間，由今天鄭州西北黃河南岸，經朱仙鎮，至周家口，再入沙潁河、淮河，洪澤湖到京杭大運河樞紐——淮安的水運道路就已形成了。鄭州西北地區的賈魯河（或鄭水）上游就已經成為這套水運體系的起點了。

    盡管賈魯河是南下入淮之水，但由于構成其源頭的京、索、須水諸距黃河很近，因此，其與黃河的關系至為密切，黃河的變遷成為影響賈魯河水運的重要因素。嘉靖六年（1527年），左都御史胡世寧獻治河之議，建議“汴西則浚孫家渡抵壽州以殺上流”。七年正月，如世寧策，“乃別遣官浚趙皮寨、孫家渡，南北溜溝以殺上流”，后由工部侍郎潘希曾代替繼續“疏孫家渡口以殺河勢”。九年（1529年）五月，孫家渡河堤成[27]。由是可知，明清賈魯河的上源除了有京水、索水、須水諸水外，還應有孫家渡河，此河亦為賈魯河上源支流之一。以孫家渡河為上源支流其作用主要是利用賈魯河河道分殺黃河水勢，因此孫家渡河作為黃河向賈魯河的泄洪通道，其與黃河是聯通的。弘治七年（1494年）五月，在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的協助下，劉大夏經過查勘，采取了遏制黃河北流，分水南下入淮的方略，治理黃河，此事見載于《明史·河渠志》。“（弘治）七年五月命太監李興、平江伯陳銳往同大夏共治張秋。十二月筑塞張秋決口工成。初，河流湍悍，決口闊九十余丈，大夏行視之，曰：‘是下流未可治，當治上流。’于是即決口西南開越河三里許，使糧運可濟，乃濬孫家渡口，別鑿新河七十余里，導使南行，由中牟、潁川東入淮。又濬祥符四府營淤河，由陳留至歸德分為二。一由宿遷小河口，一由亳渦河，俱會于淮”[28]。此次劉大夏治黃河采取遏制北流，分水南下入淮的方略，分別在今天的開封東，鄭州北，開封縣東（祥符陳留縣）挑浚了三條入淮泛道，此三條泛道分別利用了開封蘭考元代的賈魯舊河（元代賈魯河與明清賈魯河為兩條河，筆者注），鄭州明清賈魯河上游孫家渡河和今天開封縣陳留鎮東四府營河分泄黃河洪水，這次疏河除挑浚了明清賈魯河上游孫家渡河外，還鑿新河七十里，導黃河水南行，由中牟、潁川東入淮，而這里所謂中牟以下的河道應該就是經過朱仙鎮的明清賈魯河。清代同治十年《中牟縣志》的記載也證明了這一點。同治十年《中牟縣志·卷之一·輿地》載：“賈魯河即汴水分派也。以曾經元臣賈魯疏浚故名，西自鄭州交界灰池口入中牟，東至店李口入祥符。在牟境順長八十里。縣城、西南三異等十二里之水皆歸之以下流。舊與黃河通，故名小黃河。元至元二十七年黃河決汴河淤塞。”[29]同治《中牟縣志》中另存孫家陂溝地名，我疑心是孫家渡河淤塞后所形成的溝陂，類似這樣的溝陂池塘在中牟縣境十分普遍。因此孫家渡作為黃河與賈魯河的聯接河道，起到了分減黃河干流洪水的作用，其航行的價值和功能也就不言而喻了。

    明朝前期黃河河勢極不穩定，河道變遷復雜，而在治河策略上，明人重北輕南，以保漕為主。為了防止黃河北決沖沒運河，在這一時期中，多此在北岸修筑大堤，盡量使黃河南流，接濟徐、淮之間的運河，同時在南岸多開支河，以分黃河水勢。“北岸筑堤，南岸分流”，成了前期治河的主要措施[30]。由于明人治黃采取南岸分流的策略，故位于黃河中、下游銜接之地的鄭州，特別是鄭州西北地區便成為黃河分流南下的首選之地，這是由鄭州地區特殊的地理條件所決定的。在鄭州邙山以東黃河南岸大堤未筑以前，孫家渡河作為賈魯河上源的一段，發揮了行洪、航運的水功能，故至嘉靖二十四年（1546年）《汴京遺跡志》中仍說，“《汴京遺跡志》載：今所謂孫家渡口者，亦自滎澤而下，引河為渠，由朱仙鎮東南，達于淮、泗，似亦汴渠之遺意。特以不近都會，而轉漕非其所資，故任其淺涸，而不為之疏浚耳[31]。”這說明嘉靖年間孫家渡河仍然是“引河為渠，由朱仙鎮東南，達于淮、泗”，其仍然具有轉運漕糧的功能，只不過是其周圍還沒有形成大的商業都會城市罷了。根據鄭州北部地區地形與黃河的位置關系來分析，孫家渡即然為黃河上的渡口，那么就不應該偏離今黃河南岸太遠，而明代李濂在《東京遺跡志》中又說“（孫家渡口）在滎澤而下引河為渠”，那么這條從黃河中引出的泛道的上游則很有可能位于今鄭州西北部邙山京廣鐵路橋以東至惠濟區黃河大堤南石橋以西的地區。由于黃河的南擺，孫家渡河的上游河段極有可能因黃河所侵奪而不復存在了。而下游的某些河段很可能就是利用了1938年以前中牟縣境內賈魯河的河道。

    總之，明清以來作為黃河泛道的孫家渡河和源于滎陽西南諸山溪的京、須、索、鄭諸水共同構成了賈魯河上游與黃河相聯系的水上通道。這條水上通道不僅承擔了中原地區與東南沿海的水上聯系，而且造就了賈魯河流域商業城鎮的繁榮，更重要的是在戰國鴻溝水系、隋唐通濟渠、宋代汴河淤塞失去水運功能后，賈魯河再一次承擔了溝通黃河、淮河兩大水系的歷史重任。由于賈魯河的地理位置較鴻溝水系、隋唐通濟渠和宋代汴河更偏于黃淮平原的西部，因此這條貫通中原腹地且能夠通江達海的水上通道較之前代水運更加近捷方便，并在明清以來的區域發展和黃淮平原經濟格局中承擔了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賈魯河的水運價值應重新認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