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意大利政治與歷史學家馬基雅維利，在其大作《君王論》中寫道：“君王必須是一頭能認識陷阱的狐貍，同時又必須是一頭能使豺狼驚駭的獅子。”無奈現實與理想總是相去太遠———歷史上的大多數時候，坐于御座之上的那個家伙非但不是獅子，還常常遭到豺狼們的驚駭與戲弄，于是他只剩下狐貍伎倆可供施展。
　　
    在這個弱勢的帝國公司董事長面前，是一群強勢且隨時可能反噬的核心高管———如何在妥協與制約之間找到平衡點，遂成為他破局的關鍵。
　　
    然而生活在西漢、新莽亂局中的政治玩家們，卻是身處歷史迷霧中的一群可憐蟲：在他們的課本里，可沒有相似的歷史經驗可資借鑒，遂只好用試錯法瞎蒙。持大義理想的書呆子、打私利算盤的舊貴族、隨波逐流的放牛娃等諸色人等，先后登場試弈這個“珍瓏”棋局———可他們或嗔或迂，或貪或愚，要么絲毫不懂得妥協，要么毫無原則地妥協，最終遂都為豺狼所反噬。
　　
    直到一只狡猾而冷酷，不乏強硬卻又懂得妥協的狐貍登場，亂世方暫告一段落。他，就是漢光武帝劉秀。———在新莽亂局中，劉秀以狐貍般的權術手腕，以及必要時的隱忍妥協，獲取大多數肉食動物的認可，最終建立了與豪強“共天下”的東漢王朝。
　　
    人們總是從離自己最近的歷史中汲取最深的教訓，卻又每每因矯枉過正而再入歧途，東漢王朝便是此中典型。盡管同稱漢朝，但較之老祖宗西漢，劉秀的東漢念的卻是另一本政治經。
　　
    此無他，兩漢所依托的政治基礎不同耳。
　　
    西漢帝國憑藉下層社會的支持起家，故自初創起便積極維護草根，抑制豪強。從高祖到宣帝間持續一百余年，七次強遷山東豪強入關中的龐大社會工程，即是為了打擊和削弱豪強兼并之家，不令出現富可“敵”國之豪族，也兼收社會財富再分配的效果。
此種“強干弱枝”舉措，至漢武帝時達到最高潮：皇帝將鑄幣、冶鐵、煮鹽三大暴利產業全部收歸國營，把豪強們從最易暴富的產業鏈中一舉逐出。自戰國中葉以來，勢商巨賈每每憑藉金融力量干涉國家政治的心腹之患，遂一度中絕。
 　
    然而自宣帝以降，皇權漸漸旁落于外戚之手，中央的調控平衡能力不斷衰減。豪強勢力迅速滋長，打破了豪強與草根這兩大社會階層之間的生態平衡，進而與西漢“抑制豪強”的政治傳統發生了激烈的沖突。而王莽改制的最終失敗，則徹底證明了自上而下的社會調和方案壓根就行不通———豪強固然不肯割肉，而草根也斷不會支持政府未能兌現的承諾。
　　
    這一失敗給后世留下了深重的陰影，并直接導致東漢在政治思路上的矯枉過正：既然矛盾無可調和，中庸帝王已不可為，那就索性一邊倒吧！
　　
    倒向誰呢？政治家是最冷酷的社會達爾文主義者，也是最勢利的投資商，血淋淋的修羅場，就是他們最好的投機試驗田。
　　
    上位：變革時代的投機運作
　　
    從公元23年王莽死，到公元37年東漢徹底統一中國，這14年混戰的實質，前期是豪強與草根之爭（如更始與赤眉之爭、劉秀與銅馬之爭），后期則漸演變為各豪強聯盟之爭（如劉秀的南陽-河北聯盟與四川的公孫述集團、隴西的隗囂集團之爭）。
　　
    這就是劉秀崛起的歷史舞臺。
　　
    公元23年冬，南陽破落皇族出身的劉秀受更始帝劉玄之命，單槍匹馬北上經營河北亂局。斯時劉秀集團家底微薄苦不堪言，逃難途中于滹沱河邊遇大風雨，竟淪落到馮異抱薪，鄧禹蓺火（二人系“云臺二十八將”中領銜的大人物），劉秀對灶燎衣，憑一點麥飯勉強充饑的潦倒地步。虧得信都、和戎兩郡肯接納他（信都太守任光也系南陽人），這才勉強在河北站住腳。
　　
    站住腳的劉秀，才得機會打出手中的有利牌面，說服一眾河北豪強參股：他以更始政權全權代表的正統身份，爭得上谷郡耿況、耿弇父子的支持，以南陽同鄉身份獲取漁陽太守彭寵的支持，從而收得號稱“天下精兵”的上谷、漁陽兩郡突騎的支持；又憑藉宗室身份，刻意交接擁眾十余萬的河北實力派人物真定王劉楊，娶劉楊之外甥女郭圣通為正妻。
　　
    在河北實力派豪強的一致擁戴下，劉秀集團勢力迅速膨脹，先后擊敗邯鄲的割據者王郎（另一豪強集團），及以銅馬為代表的十余支草根勢力，于公元25年開國稱帝，建立東漢。爾后，他又抓住赤眉軍與更始、隗囂兩豪強集團死掐，懸師千里西征關中、隴西，士疲糧乏的有利戰機，于公元27年在崤底、宜陽戰役中徹底殲滅赤眉軍，俘赤眉領袖樊崇及其擁立的放牛娃皇帝劉盆子。
　　
    此后，劉秀繼續憑借南陽-河北豪強聯盟的雄厚武力，東征西討其他割據勢力。十余年間先后消滅淮陽劉永、青州張步、隴西隗囂、四川公孫述等豪強集團，并和平收編河西竇融、交趾鄧讓等入伙，最終于公元37年徹底完成對整個中國本部的整合并購。
　　
    平衡：各持股山頭的勢力調整
　　
    在積極展開外部并購的同時，劉秀對內部各持股山頭勢力，也開始了平衡調整的大布局———他當然需要一個強有力的核心團隊，但臥榻之側，卻也絕容不下一個過分能干以至于“獨大”的山頭。
　　
    因此，最好的辦法莫過于保持奇數個彼此平行獨立、且實力相近的山頭———山頭太多則整個團隊將成為散沙，而偶數個山頭又容易出現極端對立，所以“三”是個絕佳的博弈平衡數，而劉秀自己則充當他們中間的矛盾調和者和利益分配者。
　　
    劉秀所采取的調整策略是：做強南陽山頭，扶植潁川山頭，削弱清洗河北山頭。
　　
    為防止持大宗原始股且軍事實力強悍的河北山頭尾大不掉，劉秀首先拿其開刀。他先后誘殺真定王劉楊，逼反漁陽太守彭寵（后被其家奴所殺），架空上谷太守耿況，從而將河北山頭最大、同時也是最具獨立性和危險性的三家勢力逐次剪滅。
　　
    而在對南陽這一嫡系山頭的扶植上，劉秀更是盡顯手腕。
　　
    由于南陽山頭在創業期太不爭氣，勛勞遠遠遜于河北山頭（論集體，有開創基業、破邯鄲王郎及各草根勢力之大功；論個人，則有耿純收上谷、漁陽突騎并創議從龍，寇恂經略河內等極為關鍵的貢獻），即便較之潁川山頭（馮異滅赤眉，祭遵肅軍紀），也還頗有差距。所以劉秀要做大南陽山頭，就只能無視公平原則，強行硬來了。
　　
    建武二年大封侯，南陽山頭的梁侯鄧禹、廣平侯吳漢皆被封食四縣，當即就有人委婉提出：“古者封諸侯不過百里，強干弱枝，所以為治也。今封四縣，不合法制。”這名義上是拿體制說話，實質上卻是其他山頭對皇帝利益分配不公、公然偏袒嫡系的行為表示抗議。
　　
    劉秀當然也清楚這一點，所以他的回答同樣委婉：“古之亡國皆以無道，未嘗聞功臣地多而滅亡者。”為了制衡河北、潁川兩大山頭，皇帝不得不無視臺面規則，哪怕引發輿論危機，也得硬著頭皮徇私培植嫡系山頭。

    眼看皇帝陷于困境，立刻就有懂事的臣僚出列分憂。劉秀的大舅子陰識（也屬南陽山頭），論理他此次本該晉級，但為讓河北、潁川山頭心理上有所平衡，陰識便以皇親受賞“不可以示天下”為由，主動要求不予增封，劉秀也即批準———大家看，朕何嘗偏袒南陽山頭了？連朕的大舅子都沒漲工資么！而潁川山頭的丁琳同樣也很懂政治，主動提出自己“能薄功微”，要求從縣侯降為鄉侯———此舉自然也博得龍顏大悅，立即成為皇帝宣傳建樹的樣板。
　　
    在劉秀的刻意平衡下，盡管東漢政權豪強大聯盟的總體性質未變，但集團內部的股權分持情況，卻逐漸從河北山頭獨大控股，轉而變為南陽為首，河北次之，潁川居末的三強分立制約的格局。
　　
    三大山頭的持股情況，可從劉秀之子漢明帝劉莊確定的開國集團高管名單，即“云臺二十八將”的籍貫構成中窺見一斑：
　　
    南陽山頭共計11人（鄧禹、賈復、馬成、陳俊、吳漢、岑彭、朱佑、馬武、杜茂、任光、劉隆），持股39.3%；潁川山頭共計7人（馮異、祭遵、傅俊、王霸、臧宮、銚期、堅鐔），持股25%；河北山頭6人（寇恂、耿純、邳彤、王梁、蓋延、劉植），另有屬于河北山頭而非河北籍者4人（耿弇、李忠、萬修、景丹），共持股35.7%.
　　
    至此，一個三大山頭互相牽制的東漢集團董事會格局已躍然紙上。除此三家，云臺便無第四個山頭。尤其妙的是哪個山頭也不控股———也只有這樣，才能騰出讓皇帝和稀泥的權力空間。
　　
    劉秀借南陽山頭強壓潁川、河北的遺意，在“二十八將”的排序中也可一見端倪：
　　
    鄧禹攻戰征伐不如馮異，創業肇基不及耿純，根據地建設不如寇恂，卻泰然居于“首將”位置。此亦無他，只因從政治上講，身為嫡系的南陽山頭必須居首，無奈本山頭內又實在乏人（吳漢雖戰功卓著，但溝通能力太差，且此公還是從河北山頭“帶藝投師”來的；賈復勇則勇矣，除陷陣力戰外卻全不懂政治。其余諸子自鄶以下，更無足論），遂只好由鄧禹領銜罷了。
　　
    所以“二十八將”的排名，實實在在只是個政治排序。這套構建在權術手腕之上的“政治”游戲，雖然看起來非常不體面，但卻實實在在地把新莽以來的混戰局面徹底畫上了句號。
　　
    一個胸懷天下大義的書呆子，以完美主義的理想實驗，把帝國變成了修羅場；然后，一個胸懷小算盤的破落戶，卻以詭譎的權術手腕，手援天下出水深火熱之中。歷史的悲喜劇，在同一個舞臺上上演。
       
    通過一番兼并收購和調整制衡，劉秀與豪強之間總算實現了“共天下”。然而皇族與豪強間，并不只有妥協和諧的一面，還有制約和反制約的一面，直至走入反復死掐的循環局，東漢初年的政治平衡被徹底打破。【原標題：劉秀：如何與豺狼共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