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東郊故居    記者 杜武 攝
 

　　林東郊書畫雙絕，是當時洛陽的文化徽章，老城人尊其為“洛陽翰林”、“大學士”。

　　盤點洛陽近代史，林東郊是一個繞不過去的人物。他作為清末洛陽人最高學歷的代表，不但道德、文章享譽中州，而且詩書丹青稱絕洛陽，是那個時代洛陽的文化徽章，一直是洛陽人的驕傲。

　　林東郊故居保存得相當好。到老城十字街，沿著東大街向東，過了鐘鼓樓，再往東走上五六百米，就可看到林家大宅院。領記者參觀這些老房子的是一位７９歲的老先生，名叫洪海，是林東郊的鄰居。他站在東大街與民主街交叉口，指著路北的一片老房子對記者說：“東大街１１４號一直到１２４號，都是林家老屋，有好幾百間呢！一直往北鋪開去，快到中州路了。”“當年林家有千頃地，是遠近聞名的富戶。走！我再領你去看看他的另一處宅院。”洪海先生很熱情。

　　另一處宅院，在路南，比路北的宅子還要大。

　　一

　　洪海老先生說：林東郊給我的印象是模糊的，因為他去世的時候，我才八九歲，但他有時會來我家串門，和我父親興致勃勃地拉家常。父親給我講了一些有關他的故事。

　　林東郊小時候讀書很用功，在他考中進士之前，從來不出門閑逛。他是在考上進士榮歸故里之后，才來我家串門的，而且他來我家串門，是在我家出了一次“大事”之后。

　　當時，街東頭的大戶人家不少，不是經商的就是地主或是官宦人家。我的祖父官至二品，補授中議大夫。我的父親洪潤，又名洪溫如，官至四品，當時在清宮擔任文職，辛亥革命前夕和林東郊同時回到洛陽。

　　當時的河南府知府文悌，是慈禧太后的侄子，忠于沒落的清王朝。我的父親歸鄉不久，因要協調鄰里糾紛，就去找文悌協商。可是文悌架子很大，他在河南府衙（如今青年宮所在地），三天不接見我父親。我父親實在沒法子，回家拿了一道慈禧太后的手諭，到了府衙大門口，對門衛說：“請把這個交給知府大人！”

　　那門衛進去不一會兒，只見文悌慌慌張張地從里面走出來，馬上接見了我父親。我現在說這些，意思是說，當時的清廷官員，還是很看重皇權，看重一道手諭，但林東郊已經相當清醒了，他已經不看重烏紗帽了，他被放了外任當知府，但沒有去。此為后話，這里按下不提。只說那高傲而又愚忠的文悌，第二天便領著一幫衙役，浩浩蕩蕩地來到我家，鋪開紅氈，對著慈禧的手諭三跪九叩，好不虔誠。這幫人走后，洛陽縣知縣也來了，以同樣的方式表演了一番。

　　這件事驚動了洛陽城，大家議論紛紛。林東郊當時已是進士，來我家和我父親笑談這些地方官員的可笑舉動。從此以后，兩人經常在一起談天說地、說古論今，有時說著說著就哈哈大笑。這種場面留給我很深的印象。其實，那道手諭并不是“圣旨”，也沒有多重要，是慈禧在信封上寫了幾行字而已。我見過好多回，字旁印有兩條龍。這東西在“文革”時被燒了。從這件事可以看出，林東郊當時對文悌之流很看不起，也可能就在那時，他已淡了做官的念頭。

　　二

　　可是，林東郊作為那個時代的讀書人，在他幼年和少年時期，還是非常熱衷功名的。尤其是這“翰林”一職，分量是很重的。得此功名之人，前途也是十分看好的。古人曾有詩云“妙選金閨彥，登茲白玉墀”。翰林院舊稱玉堂之署，正所謂“金堂玉馬登高第”，當上了翰林，是非常讓人得意的事情。

　　清朝自康熙起明文規定：不是翰林出身的人，不能成為皇帝的師傅（老師），掌文詞翰墨的南書房行走和作為皇子師傅的上書房行走這兩個重要角色，必須由翰林擔任。并且，只有翰林才能稱“太史公”，所以老城人也稱林東郊為“太史公”。

　　話說這位“太史公”，少年時天天不離書案，但他不是死讀書，而是輕松愉快地讀書。他家很富有，有的是筆墨紙硯，所以他常在讀書過程中，輕松愉快地涂鴉，弄得滿屋子墨香。

　　被書香、墨香熏陶出來的林東郊，到了該考進士那一年，已經是一個窮六藝、涉百家，詩詞、經學無所不通，書畫無不精絕的杰出青年。光緒二十四年（公元１８９８年），剛過而立之年的林東郊赴京大考，與他同科殿試的還有蔡元培、沈鈞儒等人。他走后，其父在家中坐臥不安。一天，他午后小憩，好不容易睡著了，卻夢見一個老人，手中拿著一本花名冊，來到他面前說：“今歲皇上開科取士，你家可有人前去應試？”其父連忙回答：“我兒東郊前去應試了。”老人聽了，就翻看手中的花名冊，看了一會兒，說道：“對了，對了！河南一科三東，此間有一東也。”他說完便走了。其父被驚醒，不知何意。

　　及至發榜，從京城傳來消息，林東郊的父親才知道，此次應考，河南一共高中３人，分別是澠池的趙東階、滎陽的牛東藩、洛陽的林東郊。他這才恍然大悟，一拍大腿說：“原來這‘一科三東’，說的是他們３人名字中都有一個‘東’字啊！”

　　那一年是戊戌年，所以那一年考中的進士也叫“戊戌科”。林東郊考上進士后，立即入選翰林院，歷任國史館協修、纂修，編書處協修、詳校。光緒三十二年(公元1906年)，清廷派林東郊東渡日本考察政治。在日本期間，他閱讀了大量明治維新時期的變革史料，看到日本接受西方文明后社會所取得的進步，思想受到震動。

　　回國后，林東郊仍然在翰林院任職，編纂了《皇清奏議》。書成之后，朝廷一直沒有給他安排實職。這一等就是四五年，直到光緒駕崩，到了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他才被加二品銜，補授廣西桂林府知府。

　　１９１１年，正值辛亥革命爆發，廣西、廣東到處都是革命軍。清帝勢必退位，民國即將成立，烽火連天，漢口通往南方的道路已被阻斷，林東郊本來已對清朝不抱什么希望，看到這種情形，索性不去赴任了。

　　掛冠于洛陽，讀書著文章。從此，他便安心地在洛陽“隱居”了。

　　可是，他的心情很郁悶，接下來的幾年，他都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的是社會動亂、軍閥混戰、爭權奪位；他看到的是大總統一職，竟然“頻易其人”：黎元洪、徐世昌、馮國璋、曹錕走馬燈般地上任；他看到的是各派政客云集京城，蠅營狗茍，爾虞我詐。他很沮喪，很失落。街坊鄰居看到這位取得功名的林翰林，每天閉門讀書，吟詩作畫，臨池篆刻，一身的輕松，卻又一臉的憂戚。

　　他寫了兩部書，一本是線裝古體詩《愛日草廬詩集》，詩體古雅，但選材時新，不但諷刺了“大總統一職頻易其人”，寫了他掛冠歸故里后的心情，寫了他侍奉老母、訪親睦鄰、作詩贈畫、漫步洛河的日常生活，還寫了他憂國憂民、報國無門的郁悶心情。與此同時，他把潛心研究多年的《易經》心得編匯成書，編成一本《易易》，強調用“變化”的視角來解讀《易經》，文章寫得頗有新意。

　　《易易》全部用工筆楷書謄寫，成書后裝了滿滿一書箱。他的書法極好，字的大小排列又規范，所以不看內容，單看那字體已經是絕美的藝術。他的家人很重視這箱書稿，抬來搬去地保存了幾十年，可惜書稿在“文革”時期全部被毀。

　　他的《愛日草廬詩集》，在他用小楷謄寫之前，還有一種刻本流傳，所以才幸存于世。據其后人回憶，林翰林歸洛后治學不輟，“黎明即起，讀書、寫字，精心整理其詩集，早飯后接待來訪者及求書畫者，下午出訪親友，談詩論文或商談地方公益事宜，晚飯后則同家人閑談，教誨子孫等做事做人之道”。看來，他的隱居生活，日程安排得很緊湊，他的精神并未頹廢。

　　三

　　一代翰林，必在學問上有過人之處，單是他的書法，就可在河南稱雄。他主要在歐體、褚體上用心，也兼學王鐸，最終自成一格，功力特別深厚。他的繪畫，主要學王維，工筆畫取眾家之長，又能融為一體，頗有韻味。洛陽白馬寺山門上的“白馬寺”３個字，就出自他的手筆，至今仍散發著藝術魅力。

　　林東郊一生留下無數書畫印章，其散件作品，在我市書畫古董市場上仍可尋覓，尤其是當年他殿試時以八股文形式寫的三篇文章，前幾年已被挖掘面世，價值不菲。他在文化方面的軼聞趣事更有意思，這里特拈一樁，以饗讀者。

　　林東郊中進士之時，洛陽士林震動，林家喜報臨門。這天剛好也是他母親的生日，雙喜臨門。林家人高興，洛陽的文人卻犯了愁：寫什么賀詞，才能把這兩件喜事都寫進去呢？

　　其他文人多寫對聯，上下兩聯，只是張貼的時候挺麻煩。而洛陽名醫高思，卻只寫了４個字，當眾夸口道：“別看我寫的只有４個字，林翰林看了，必然將其掛于正廳中堂之位！”眾人中多有不信者。高思徑直走向林家。只見林府此時已是高朋滿座，前來祝賀的人還源源不斷。這時，只聽那門口迎客的高喊：“高先生賀表一軸！寫有４個字！”林東郊忙問：“哪４個字？”答：“國恩家慶！”林東郊聽了，忙把高先生請到上座，同時交代當差的：“快，快掛正廳中堂！”

　　這件事說明，林東郊無論做官與否，周圍都聚集著“文化”，因為他本身就是洛陽的文章魁首、士林班頭，所以洛陽各界名流都愛與他交往。加上他樂善好施，好打抱不平，所以很有影響力。

　　民國二年（公元１９１３年），他被推舉為臨時參議院議員。當時洛陽東關人王獻卿因參加倒袁運動而被捕，洛陽西關人楊天鵬因其子系革命黨人而被株連。林東郊竭力營救，從中斡旋，使其獲釋。1926年元宵節前夕，由于豫陜兩省軍界向來有隙，洛陽紅槍會“大殺老陜”。林東郊冒著極大的風險，從中說項，使部分無辜的陜西商人免遭于難。1930年蔣、馮、閻中原大戰，馮玉祥一部守洛陽，蔣介石一部攻洛陽，戰爭一觸即發。當時林東郊擔任洛陽紅十字會會長，為免生靈涂炭，他連夜召集洛陽鄉紳，寫出和平建議數十條，出面與軍界調停。最后，圍城的蔣軍看在林東郊的情面上，給馮軍讓出了一條撤退的路，雙方才沒有在洛陽城內交火。

　　１９３２年，淞滬事變發生，國民政府從南京遷都洛陽，機關很多，人員冗雜。洛陽缺少辦公場所，林東郊與當時的國民政府主席林森是同年翰林，他專門騰出了一所宅院，給林森夫婦居住。他還為孤兒院募捐，親筆作書畫義賣捐助。他還創辦冬賑，救濟過路窮人，并為修筑東大街東段的石板路捐出自家所有石條、石塊。所有這些，都被后人感念，述說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