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學里學術空氣濃厚，學術交流頻繁，學校采取“請進來”和“走出去”的辦學方針，不斷邀請校外學者來講課，甚至邀請皇帝來演講，漢明帝劉莊就兩次到太學講學。 李玉明 繪
 

　　這也難怪啊，一提到秦代教育，人們便會想到“焚書坑儒”：既然燒了書、坑了儒，還講什么文化？還談什么教育？

　　其實，說秦代沒有學校是真的；說秦代沒有教育，卻是胡說。秦代教育承前啟后，往前連著夏商周教育，往后開啟了漢代教育；而漢代教育四百年，更是創下了煌煌偉業。尤其是洛陽太學，教育體制之完備，辦學理念之先進，學術空氣之活躍，實為世界古代教育所罕見。

　　“要寫秦代教育，‘焚書坑儒’是繞不過去的話題！”

　　提到河洛教育，我市歷史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長鄭貞富先說了開頭這句話。

　　記者提出疑問：歷朝歷代的皇帝，都知儒生是被教育的主體，也是教育的后備力量，難道秦始皇就不懂得這個道理？他為啥要“焚書坑儒”？他不懂得殺戮儒生就是殺戮文化嗎？

　　1）焚書開始后，大火先從秦都咸陽燃起，接著蔓延到洛陽，千年典籍，灰飛煙滅

　　鄭貞富認為：秦始皇焚書坑儒，一不是心血來潮，二不是糊涂蠻干，為的是鞏固剛剛建立的中央集權。

　　一直以來，關于焚書坑儒，流傳著兩種說法。一種說法是：秦始皇是呂不韋的私生子，這本來已令他苦惱，但那些儒生很“正統”，總是迂腐地去考證“元首”的血緣關系。這使秦始皇很惱怒，就找個理由焚書坑儒，把幾百名知識分子給“坑”了。

　　第二種說法：秦始皇出宮巡視，晚上住在客店里，見兩個儒生在院中觀星，就躲在大樹下細聽。兩個儒生一高一矮，高的對矮的說：“你看當今天子星在何方？”矮個子說：“瞧，紫微星東移，皇上出京城了。” 秦始皇一聽，怕被人認出來，急忙躲到牡丹花下。可那矮個儒生又說：“不要緊的，皇帝出城，眼下有花王保駕哩！”秦始皇一聽，趕快離開牡丹，躲進客店磨房里。不料兩個儒生同聲驚呼：“怪哉！天子星咋跑到牽牛星座上去了？怎么又進了磨房？！”秦始皇心想，儒生真厲害呀！上知天文下知地理，還知道我的行蹤，這不利于安全！于是就“焚書坑儒”了。

　　其實這都是傳說。“焚書坑儒”的真相是：秦始皇一日大宴群臣，仆射(博士長官) 周青臣乘機捧場，稱贊秦始皇:“以前秦國土地不過千里，全靠陛下英明，平定了海內。如今實行郡縣制，各地臣服，天下一統。”嬴政聽了很受用。

　　博士淳于越反對，說：“周青臣恭維陛下，不是忠臣！商朝和周朝，統領天下一千多年，靠的是分封子弟，作為朝廷的輔翼。現實行郡縣制，不遵循古制了，很不妥。應恢復分封制，把您的子弟分封各地，輔翼朝廷，分治百姓。”

　　丞相李斯駁斥說：“淳于越迂腐可笑！并不知事物變化之理！現已進入全新的時代，夏、商、周的舊體制，怎值得我們這個時代效法？”他話鋒一轉，矛頭直指儒生：“從前諸侯紛爭，各國用高官厚祿招徠謀士，是那個時代的需要；現天下歸于一統，士人就該順應時代，學習本朝新的法令。可現在的儒生，無事生非，讀死書，認死理，習古非今，惑亂民心。他們開辦私學，標新立說，對現行政策評頭論足，甚至進行誹謗。這極易促成朋黨，需要嚴加禁絕！”

　　李斯建議：凡不是秦國史書的，一律燒毀！借古諷今者，滅族！

　　秦始皇采納了李斯的建議——《詩》、《書》及諸子百家的著作：燒掉；兩人以上談論《詩》、《書》者：處死；知情不報者：同罪。于是焚書運動開始，大火先從秦都咸陽燃起，接著蔓延到洛陽，千年典籍，灰飛煙滅。秦始皇還親自圈定46０余名儒生，以“妖言”罪處死，活埋于臨潼縣城西20里。

　　鄭貞富認為：秦始皇焚書坑儒，固然是對教育和文化的一場殺戮，但他為了維護統一大業，也干了些利于后世教育的事情，譬如“書同文”，功績就很大。天下統一之后，各地語言不同，文字迥異，怎么交流呢？就連秦始皇下的詔書，使用的是秦國的文字，各地也不認識啊——所以必須“書同文”。

　　于是，秦始皇以“小篆” 作為文字形體標準，在全國加以推行。后看到“秦隸”更為人們所接受，就允許民間使用隸書，這為后來書體演變至楷書，奠定了好的基礎。僅此一點，秦朝教育功莫大焉！秦朝雖然短壽，卻是個橋梁，許多方面承前啟后，尤其是博士制教學，直接延續至漢代教育。

　　２)當時的讀書人，都把來洛陽上太學當成求學時代的美好理想，紛紛前來，絡繹于途

　　秦亡漢興，西漢教育不述，單說東漢教育。　

　　如今偃師市佃莊鄉，有一個太學村，乃東漢洛陽太學校址。“太學”之稱謂，西周時已經有了。到了西漢，大儒董仲舒建議朝廷立太學，漢武帝采納后，建立了太學院，董仲舒任第一任“院長”。當初規模較小，只有教師５人，學生５０人。后慢慢擴大，約有１０００名學生。王莽雖然篡了漢，卻特別重視教育，他執政時學生增至３０００人。

　　我市著名學者徐金星先生對東漢太學考證多多，他說：這所大學了不得！學生最多時達3萬余人。在太學任教的“教授”，都是國家級大儒，稱“博士”，職責是“掌教弟子”，以教學為主。但若遇到“國有疑事”，也要“掌承問對”，參與國家大政方針的討論與修訂，皇帝有時也向他們咨詢疑難問題。他們是朝廷和皇帝的智囊團。

　　漢光武帝劉秀，重視太學的發展。他上臺后，發出通知，讓那些在西漢末年逃避戰亂的學士迅速歸隊，一時間，四方飽學之士抱負圖書，坐著牛車向京城洛陽趕來。劉秀動用國帑建設太學，使太學校舍“凡所結構達二百四十房，千八百五十室”，硬件設施搞得非常棒。當時的大教室“長十丈，廣三丈”，可容納三四百名學生同時聽課。

　　太學里，學術空氣濃厚，學術交流頻繁，太學生不但有充裕的自學時間，還有充分的自由自選課程。學校采取“請進來”和“走出去”的辦學方針，不斷邀請校外學者來講課，甚至邀請皇帝來演講，漢明帝劉莊就曾兩次到太學講學。這樣一來，太學生們都很關心國家大事，思想活躍，善于論辯，思維敏捷，造就了很多高端人才，像王充、馬融、張衡、鄭玄這樣名垂青史的“高材生”層出不窮。

　　早在１８００多年前，中國就有如此規模宏大和科技領先的太學，這在世界教育史上也是獨一無二的。當時的讀書人，都把來洛陽上太學當成求學時代的美好理想，紛紛前來，絡繹于途，其“生源”東至東海，西至西域，連素與大漢結仇的北方匈奴，都派遣子弟來洛陽留學。

　　那么，太學設置的課程都有哪些呢？

　　徐金星先生說：主要的課程是儒家經典，但也兼顧天文、歷法、數學各科。但學生終日接觸的主要還是經文，這方面是有實例的：熹平年間，尚有許多儒家經書版本不一，學生們學習起來很不方便，大書法家蔡邕建議朝廷，把統一了的經典寫下來，刻在石碑之上，立在太學門口，成為國家標準教科書，這就是著名的《熹平石經》。

　　３） 東漢的教育，除太學這所國立大學之外，還開辦有“貴胄學校”

　　在洛陽太學的教育理念中，特別重視學生參與社會實踐和人際交往的能力，學生們在特定時段內可以四處流動，以游學方式走向社會增添閱歷，這自然擴大了士人的交往層面。

　　東漢的教育，除太學這所國立的大學之外，還開辦有“貴胄學校”。據《洛陽市志》第十二卷記載：明帝永平九年（公元66年），洛陽創辦了“宮邸學”。起因是皇帝外戚子弟，看到太學里的學生成分復雜，來自社會的各個階層，不屑到太學里面就讀。于是漢明帝下令為外戚“四姓小侯”開設了這所“貴胄學校”，招收對象只限光武帝舅家樊氏，明帝舅家郭氏、陰氏，明帝皇后娘娘馬氏四姓子弟。因學校設在南宮，所以又叫“宮邸學”。

　　宮邸學的設施，比太學更為奢華完善，辦學目的是通過儒家思想教育，使“四姓小侯”子弟懂得君臣之義，使其忠于和維護劉漢王朝。到后來，“宮邸學”招生范圍擴大，凡貴族子弟，不論姓氏，均可入學。學校辦得有聲有色。

　　安帝元初六年（公元119年），鄧太后又在洛陽創建一所“貴胄學校”。但這所學校規模很小，專為和帝劉肇的弟弟濟北王劉壽、河間王劉開的子弟舉辦，總共只有70名學生。

　　除了“宮邸學”，還有“鴻都門學”。這是中國最早的國立文藝專科學校，也是世界上最早的高等藝術專科學校。學校創立于東漢靈帝光和元年（公元178年），校址位于洛陽鴻都門，由此得名。

　　靈帝劉宏喜愛文學藝術，喜好辭賦字畫。宦官集團利用靈帝這一愛好，建立了洛陽鴻都門學。鴻都門學一時興盛，引來不少喜歡文藝的學子，最多時達上千人。鴻都門學里的學子，由于受到靈帝和宦官集團的重視，畢業后走上刺史、太守，尚書、侍中崗位的很多，封侯賜爵的人也不少。

　　當然，鴻都門學從一開始就遭到一些人的反對，但朝廷有意呵護這所新型大學，一直到黃巾起義爆發才停辦。這為后人開辦文藝類學校提供了藍本和經驗。

　　縱觀東漢教育，之所以有如此成就，是由漢代之前各代教育鋪墊的結果：夏、商兩代，主要是“學在官府”的貴族教育，師長多為退職官吏，缺乏青春活力。春秋時期社會變革，對人才的需要量增加，教育沖破了“學在官府”的局面，出現了私人講學。至戰國，百花齊放，百家爭鳴，儒學尤為顯赫。到了秦代，專崇法家，焚書坑儒，對教育進行了摧殘禁錮，但教育只是暫時隱藏起來，蓄勢待發。至漢大興，后勁勃發，尤其是洛陽太學，赫赫煌煌，蔚為大觀，成為當時世界最先進的大學。太學到了后來，歷經魏晉隋唐，一直到宋代，還在不斷地培養莘莘學子，他們的經世大用和瑰麗人生，又譜寫出多種版本的歷史傳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