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古今名人

    康姓，西周康叔之后，距今已經有三千年的歷史。這期間康氏族人出將入相，名人輩出，他們中既有戰功赫赫的武臣良將，也有名垂千古的文人雅士，其他在政治、經濟、科技、藝術等方面也是人才濟濟，為社會進步作出了卓越貢獻，受到世人的尊敬。

    1、河南名人

    康叔 姓姬，名封，周文王第九子，武王小弟，他生于豐（今陜西省長安豐水西岸）。長于鎬京（今西安市豐水東岸）。

    武王滅商，為防武庚叛亂，曾封三胞監之。史稱“三監”。公元前1063年，“三監”與武庚聯合東夷大族叛周。周公以成王命興師伐紂，殺武庚、管叔，流放蔡叔，貶霍叔，以三監之地封于康叔，成立衛國，康叔建都于朝歌。周公為康叔掃除隱患。將大批“殷頑”遷至洛陽為奴，僅留陶、施、繁、锜、樊、饑、終葵等七族殷遺為康叔民。周公以成王命在鎬京為康叔舉行了授土授民儀式，史稱“授土于周室”。康叔于周成王二年（公元前1062年），率八師（兩萬）兵力，來到朝歌。之后，選殷墟定昌之地（今朝歌鎮東街）興建王宮，修城垣，治國家。先釋放農奴，按周朝規制分給耕地，鼓勵“開辟私田”等。在畜牧業、手工業、商業等方面，又將城北桑園擴大，擴建城東煉鐵、制骨作坊，采取措施調動“百工”積極性。在婚姻方面，用男女同姓通婚其生不蕃的道理，限制同姓通婚。在喪葬方面，廢除了商朝用人殉葬，殺人祭祀的殘酷作法，改用草人、草馬、土車代之。由于“康叔治國有方，能和集其民，民大悅”，衛國很快出現“各業興旺”局面。后來，“成王帝用事，舉康叔為司寇，賜衛寶祭器，以彰其德。”康叔死后，謚號“康”，這個“康”字包含了“使民安樂”的意思。此后，衛康叔后代子孫，就以他的謚號為姓氏。

    康叔治衛有方，深受淇人敬仰，清康熙三十四年（公元1695年），在縣城閣南街路西建有“康叔祠”，民國初年仍有祭祀（今為縣建筑公司），遺址尚存。

    衛武公（公元前853年---758年） 衛康叔十世孫，衛鰲候之子，姓康，名和。衛都朝歌人。公元前812年，衛鰲候死，衛武公繼位。他在執政期間，能修康叔之政，增修城垣，興辦牧業，政通人和，百姓和集。

    后來，犬戎殺周幽王，衛武公率兵佐周抵戎，在戰斗中立了大功，被周平王封為公。

    衛武公在位55年，能自責，百采眾諫，常與下臣共勉，他95歲時，曾《抑》詩以自敬，詩云：“人亦有言，靡哲不愚，投我以桃，報之以李，溫溫恭人，維德之基。”正如《國語.楚語》所記：“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有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土，茍在朝者，無謂我耄而舍我，必恭恪于朝，朝夕以交戒我”。于是手作《懿戒》，更和《賓之初筵》，以戒嗜酒之風。公元前758年衛武公去世，被謚號為“武”。衛人感其德，賦《淇澳》歌頌其高風大德，詩云：“有匪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憪兮！赫兮咺兮！”、“充耳琇瑩，會弁如星。......終不可諼兮!”明弘治年間(公元1488年)，淇縣人于山區耿家灣修武公祠，以志不忘，祠北山坡建為“斐亭”一座，亭下綠竹蓮藕，游者四至。年年有祭，祠前小石河（古美溝），更名思德河（意永思武公之美德），河下游一村原槐蔭店村，改稱思德村。

    衛懿公，名赤，衛惠公之子，衛康叔十四世孫，衛都朝歌人。

    衛懿公嗜好養鶴，在宮延定昌,朝歌西北鶴嶺、東南鶴城（今長垣縣鶴寨）等處，均大養鶴。其鶴如官有品位俸祿；上等食大夫祿，較次者食士祿，他外出游玩，必帶鶴，載于車前，號稱“鶴將軍”。懿公好鶴成癮，不理朝政，國勢衰弱。公元前660年冬，北方狄人入侵，衛懿公發兵抵抗，大臣和國人均抱怨沸騰，不去抵抗，讓他叫鶴去抵抗。懿公無奈便帶少數親信赴前線迎敵，結果兵敗，懿公被殺。

    北宋將領康保裔 生卒年不詳，洛陽（今河南洛陽市）人。祖康志忠，后唐軍隊將領，在討王都的戰役中殞職。父康再遇，為龍捷指揮使，從宋太祖征李筠，死于軍中。保裔在周時因為戰功被任為東班押班，父親戰沒后代父職，從石守信破澤州。第二年，攻打河東的廣陽，獲眾千余人。此后，因為戰功赫赫，累遷彰國軍節度使，出為并州都部署。在與契丹交戰時，因為寡不敵眾，決戰中殉國。

    康保裔為人謹慎而有禮，喜歡結交賓朋，擅長騎射。他身經百戰，身體上的傷口就有七十余處。慷慨大方，曾經貸款數十萬銀兩以慰勞戰士，他死后，他的親朋變賣他的器物以償還，宋真宗知道后，對他的家人大大加以賜賞。《宋史》有傳。

    南宋學者康與之 生卒年不詳，滑州（今河南滑縣）人。字伯可，一字叔聞，號順庵，又號退軒，建炎初，高宗駐蹕揚州，與之上《中興十策》，在這篇奏折中他虛構了一個理想的社會：純以農業為主，按口授田，自力耕織，平均分配生活資料，無私有制，無戰爭和剝削，反映了一種烏托邦思想。并且勸諫高宗“移蹕關中，號召兩河”，“選天下英才，日侍以講利病”。主張組織河北人民自相擇帥，團結抗金，加強對江淮漕運的管理等。他的建議雖未被采納，但在當時名聲甚著。后來秦檜當國，他趨附求進，為“秦十客”之一，被擢為臺郎，監尚書六部門，每當兩宮宴集，專寫應制的諛頌歌詞。紹興十七年（1147）擢軍器監，出為福建安撫司主管機宜文字。秦檜死后，他被除名，解送欽州，二十八年，移雷州，不久又解往新州牢城收管。

    康與之的詞音律嚴整，講求措詞，但多應制之作，不免有歪曲現實，粉飾太平之嫌。代表作為《卜算子》、《玉樓春令》、《長相思》、《金菊對芙蓉》、《風流子》、《減字木蘭花》、《滿江紅》、《憶秦娥》等。其中《卜算子》一詞寫物是人非的滄桑變換之感，“潮本無心落又生，人自來還去”，“老盡東西南北人，亭下潮如故”等都是文采雋永。宋人對其作品有過較高的評價。如南宋黃昇(號花庵) 編《中興以來絕妙詞選》認為他的詞“篇篇精妙”，竟選入23首之多。詞人沈義父、張炎等都把他和柳永并稱為“康、柳”。清人陳廷焯的《白雨齋詞話》中也說：“其詞哀感頑艷，盡有佳者。”這些評價都是恰當的。

    2、外省名人

    旅行家康泰 生卒年不詳，三國吳人，我國早期遠行到海外的旅行家之一。約在吳黃武五年(226)和朱應出使扶南（今柬埔寨）等國，曾經歷和傳聞的國家有一百數十個，并曾在扶南會見天竺（今印度）使臣，歸國后撰有《吳時外國傳》，記敘了這些國家的情況。

    高僧康僧會 （？～280），三國時期康居國人，世居天竺。幼年隨父經商，乃移居交趾。十余歲雙親并亡，服滿出家。他勵行甚峻，為人弘雅，有識量，篤志好學，通曉佛家經、律、論三藏，博覽《詩》、《書》、《禮》、《易》、《春秋》六經，對于“天文圖緯，多所貫涉”。康僧會欲使江左地區振興佛教，興立佛寺，便杖錫東游，于吳赤烏十年（247，一作赤烏四年）來到建業（今江蘇南京），營造茅屋，供奉佛像弘揚佛法。不久受到孫權的信敬，孫權為之建塔，這是吳國最早建立的佛寺，所以名為建初寺，建佛寺的地方也被叫做佛陀里。從此，江左一帶佛法興起。

    康僧會是江南佛學的創始人，他住在建初寺，翻譯了許多佛教經書，有《六度集經》8卷、《舊雜譬喻經》2卷，現均存。《出三藏記集》卷十三載其所譯《阿難念彌經》、《鏡面王經》、《察微王經》、《梵摩王經》，均收在《六度集經》中。《開元釋教錄》卷二載其尚譯有《吳品經》5卷、《菩薩凈行經》2卷、《權方便經》1卷、《菩薩二百五十法經》1卷、《坐禪經》1卷。這些譯本譯文準確，妙得經體。《六度集經》、《法鏡經》、《六度集經》文詞典雅，諸波羅蜜前均有短引，為治漢魏佛學重要資料。他還傳授了涅磐梵音歌詠聲，音調清晰瀏亮，成為一代佛教徒學習的模式。

    他曾為《安般守意經》、《經鏡經》、《道樹經》作注，并為前二經作序，行文既文雅又通俗，說理細致入微，都流傳于世。他是中國佛教史上最早有佛、道、儒三家思想的僧人。這一點可以在他所注釋的佛經上見到。

    唐代琵琶演奏家康昆侖 生卒年不詳。西域康國人，主要活動于唐德宗至憲宗（8世紀末～9世紀初）時期，善彈琵琶，著名宮廷音樂家，有“長安第一手”之稱。有關史料散見于唐代段安節的《樂府雜錄》以及《新唐書·禮樂志》、《新唐書·讓皇帝憲傳》等史籍。據載：康昆侖為德宗時宮廷琵琶第一手。在一次旱災求雨的競藝活動中，康先彈一曲新翻羽調《綠腰》，而僧人段善本將同曲移至更難的楓香調來彈。康自愧不如，遂拜段為師。段認為康的技藝太雜，令其停奏10余年后方教。后康盡學段的琵琶演奏技藝。又載：貞元初年，康昆侖曾將正宮調《涼州》中的“小遍”改編為琵琶曲，因在玉宸宮首演，故名《玉宸宮調》。

    元代劇作家康進之 生卒年不詳，棣州(今山東惠民縣)人。代表作品《李逵負荊》，是現存元雜劇中最優秀的水滸戲。寫在梁山附近杏花莊開酒店的老王林，被冒稱宋江、魯智深的惡棍搶去了女兒滿堂嬌。正逢李逵來店飲酒，王林向他哭訴。李逵聽了大怒，回山斥責宋江。宋江為辨明事實，同他下山質對。李逵在認識了錯誤之后，回山向宋江負荊請罪。恰好兩個惡棍又送滿堂嬌回門，王林上山報信，宋江即指派李逵下山捉拿，“將功折罪”。最后，全劇在慶功聲中結束。全劇充分表現了李逵對受迫害人民的同情和勇于改過的精神。當他聽到王林說女兒被宋江、魯智深搶走，并拿出紅絹褡膊為見證時，便怒氣沖天地回山追查，對宋江、魯智深進行了辛辣的嘲弄。但當真相大白后，又馬上負荊請罪。通過一個誤會性的沖突，塑造了李逵這一英雄人物見義勇為、疾惡如仇、胸懷坦蕩、知錯即改的性格特征。作者對人物刻劃又極為細致、生動，藝術上以誤會手法造成觀眾焦急的懸想期待和優越的欣賞心態，取得了很好的喜劇效果。

    明初大將康茂才 （1313～1369），湖廣蘄州（屬今湖北蘄春）人，字壽卿，明初大將。通經史大義，事母孝。元末寇亂陷蘄，結義兵保鄉里。立功，自長官累遷淮西宣慰司、都元帥。后降朱元璋，授秦淮翼水軍元帥，轉為都水營田使。吳元年（1367）從徐達北伐，取汴梁，駐師陜州（今河南三門峽西）。后西攻關中，占興元（今陜西漢中），回師途中卒。官至同知大都督府事，兼太子右率府使，進階榮祿大夫，追封韓國公，謚武康。

    明代文學家康海 (1475～1540)，武功（今陜西武功縣）人，字德涵，號對山，又號滸西山人、沜東漁父。弘治十五年（1502）中狀元，任翰林院修撰、經筵講官等。正德五年(1510)，劉瑾被誅，康海受牽連而免職。歸家后，以山水聲伎自娛。
康海是是中國明代文學家，戲曲作家，曾參修明憲宗、孝宗實錄。擅長詩文、戲曲。為明“前七子”之一。著有《康對山先生全集》、《郮東樂府》及雜劇《中山狼》、《王蘭卿》兩種。

    《中山狼》被列為中國十大喜劇之一。《中山狼》取材于馬中錫的《中山狼傳》，講述東郭先生救一只中箭逃命的狼，自己幾乎反被狼所害的故事。通過對狼詭詐性格生動逼肖的本性的揭露，罵盡一切負國家、負父母、負師友的無恥之徒，同時嘲諷了迂腐的東郭先生“無所不受”的“仁心”，頗有深意，也在客觀上揭露了封建統治階級殘酷的本性和政治上的傾軋關系，并批判恩將仇報，諷刺世態炎涼，這在當時是有一定現實意義的。全劇結構嚴密，曲文典麗，寫景如繪，生動自然，具有爽直古樸的特點，劇中狼、老杏、老牛開腔說話，情態逼真，饒有童話色彩。又結合環境傳情達意，情境交輝，有一定藝術價值。

    康海的散曲，今存套數30余首、小令200余首。曲作的主要內容一是抒發其憤世嫉俗的情懷，如“真個是不精不細丑行藏，怪不得沒頭沒腦受災殃。從今后花底朝朝醉，人間事事忘。剛方，奚落了膺和滂；荒唐，周全了籍與康”(〔雁兒落帶過得勝令〕)。表現了他自認為無辜遭殃的滿腹牢騷，并夾雜著幾分玩世不恭的幽默；二是傾吐其徜徉山水的閑情逸致，如〔叨叨令〕《秋興渼陂韻》就著重表現了作者對“有時節望青山看綠水乘嘉樹，有時節伴漁樵歌窈窕盟鷗鷺”生活的欣喜之情。他的散曲一般都寫得豪放爽健，但時有過多的生造和堆砌詞藻，是其缺點。

    康海也有詩，數量頗繁富，但多率直之作，比較粗糙，有《對山集》、《沜東樂府》等。此外，還著有《武功縣志》，為簡志名篇。

    清末維新代表人物康有為 （1858～1927），南海（今廣東佛山市南海區）人，原名祖詒，字廣廈，號長素，后易號更生，晚年別署天游化人等，世稱“南海先生”。
    康有為出生在“世以理學傳家”的官僚地主家庭。早年重視經世致用之學，后來在龔自珍、魏源以來“今文派”經學和西方資產階級“新學”的影響下，博覽群書，開始了向西方尋找救民真理的艱苦歷程，成為19世紀后期中國政治學術界一個突出的思想家和活動家。1895年，中國在甲午中日戰爭中失利，清政府被迫接受割地賠款的恥辱，康有為聯合各省1300多名應試舉人上書光緒，請求拒簽合約，提出“遷都、練兵、變法”的主張，史稱“公車上書”。其后，康有為與維新派人士在全國各地組織學會，建立學堂，創辦報刊，廣泛宣傳維新變法的主張。

    從1888年至1898年，康有為先后7次上書，設計了一個以君主立憲為主體的救國方案，反復申述和論證了他的政治主張。1898年6月康有為等維新派人士在光緒帝支持下，聯合一部分帝黨官僚，雖然力排舊議，銳意維新，但遭到以慈禧太后為首的頑固勢力的極力反對。慈禧太后在是年9月21日發動宮遷政變，囚禁光緒，重新垂簾聽政，并下令捕殺康有為。“百日維新”被打入血泊之中。

此后，康有為流亡海外16年。并在國外組織保皇會，反對資產階級革命運動。1913年返國，在上海主編《不忍》雜志，發表反對共和、保存國粹的言論，并任孔教會會長。1917年和張勛策劃溥儀復辟，迅告失敗。他在晚年完成的《大同書》中，描繪出一個東方式的烏托邦：“無邦國，無帝王，人人相親，人人平等，天下為公，是謂大同”。
    康有為還是清代“碑學”書法的積極響應者和親身實踐者，是繼包世臣后又一大書論家。他于1889年寫成的《廣藝舟雙揖》（亦名《書鏡》），是中國書學史上繼包世臣后力倡碑學，并能從理論上全面地系統地總結碑學的一部著作，提出“尊碑”之說，大力推崇漢魏六朝之碑，對后世碑派書法的興盛有著極其深遠的影響。

    同時他好吟詠，還是一位相當有成就的學者。他始治《周禮》，繼研《公羊》，著書立言，富于創造力，其文學成就主要是詩歌創作就，想象奇特，辭采瑰麗，具有濃郁的浪漫主義特色，代表詩篇《出都留別諸公》5首，對國家危亡的命運，表現得十分關切，意氣豪邁。其政論文打破傳統古文程式，汪洋恣肆，駢散不拘，開梁啟超“新文體”的先路。康有為生平著作甚豐，有人統計，達139種，主要作品有《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大同書》、《南海先生詩集》等，此外《孟子微》、《康子篇》、《春秋筆修大義微言考》、《春秋筆修大義微言考》、《中庸注》《春秋董氏學》、《日本變政考》、《歐洲十一國游記》等，也頗受近代學術界重視。

    清末維新變法人士康廣仁 （1867～1898），南海（今廣東佛山市南海區）人，號右博，又號大中，康有為幼弟。自少不試舉業，以為國家弱亡，皆因八股錮塞人才所致。他曾于浙江任小官，因厭惡官場黑暗而辭職，后協助康有為贊議維新。1897年他在澳門主持《知新報》，又經理上海大同譯書局，刊行康有為《孔子改制考》等著作。他對外主張聯英，對內主張廢科舉、辦學校為第一要務，專心教育志士，多培養實用之才，三年后可大行改革。“百日維新”中，他在京協助康有為草擬新政奏疏。戊戌政變后被捕下獄，言笑自若，他曾說：“若死而中國能強，死亦何妨！”臨刑時猶言：“中國自強之機在此矣！”與譚嗣同等同時遇害，是“戊戌六君子”之一。著有《康幼博茂才遺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