度的憂慮，其所說“異端”也包括佛老。不過王陽明似乎更多地指向當時的“俗學”即功利之學。他說：“佛老之說，卒亦未能有以勝其功利之心。”其學說事實上受到禪學極大的影響。與先賢不同的是，馮從吾對佛教采取了極力排拒的態度，甚至稱“佛法”“皆邪教也。”在《辨學錄》中，對佛教除了批判和貶抑，幾無肯定之處。為了正儒學，采取如此偏激的態度，似有失公允。

    其二，缺乏對佛教精神的準確把握。作為正統的理學家，在批判佛老的理學學術傳承中成長的馮從吾，不像周程張朱等人那樣，有過“出入佛老而后歸之六經”的心路歷程，所以沒有也不可能有對佛教的深入了解，這樣對佛教精神的把握就難免有偏差。例如：佛教所說的“心”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其含義既有一個演變的歷程，在不同的佛僧或佛教流派那里也有不同的理解。華嚴宗說“心是塵因，塵是心緣”，禪宗說“心生種種法生，心滅種種法滅”，即是。但馮從吾則把佛教的“心”說成是與“道心”相對立的“人心”，又把此“人心”同于“人欲”，這就有失簡單和籠統了。又如，佛教是反對“欲”的，包括貪欲、淫欲等種種物質之欲，并將其說成是“障”或“礙”。馮從吾卻說佛教與儒學之差別在于崇“欲”，這是不合適的。又如，他總是說佛教離“理”而言性，其實他不了解，理學家所說的“理”，本來就出自華嚴宗所說的“理法界”或“一真法界”，佛教并未完全離開“理”（本體）而言心言性。從馮從吾的儒佛之辨可以看出，晚明的一些儒學學者特別是某些關學學者，由于缺乏對佛教思想及其內在精神的準確把握，其反佛在一定程度上有失于理論的針對性。

    其三，救世心切，一切著眼于對儒學時弊的批判。馮從吾對時儒有著強烈的匡正意識。他認為時儒特別是王學之末流，其弊“皆起于學之不明，學之不明起于心性之不明”，所以“仲好之所為力辨也”。因他有強烈的匡世救弊意識，所以有時在理論上就不免偏頗。如在辨佛儒的心性論時，簡單地認為佛教所見之性，是氣質之性；吾儒之所謂性，是義理之性。其實人性問題本是一個很復雜的問題，即使在佛教中也不可一概而論。從竺道生以至禪宗慧能，嘗把人性與佛性貫通，人性即佛性，故人人皆有佛性，佛性與善的道德性是相通的。但馮從吾則認為佛教所說的性，是從“氣質之性”上說，是“專以能知覺運動”而言，認為釋氏所說與告子的“生之謂性之性”相通，而丟了“理”這個本體。這就說得過分了。即使按照正統儒家說法，性只有一個，即義理之性，氣質是理之載體，氣質作為情才，是可善可惡的，這要看后天之習行，也不能一概視氣質為惡。正如黃宗羲在《明儒學案》中評論的：“先生之意，以喜怒哀樂視聽言動為虛位，以道心行之，則義理之性在其中，以人心行之，則氣質之性在其中。若真有兩性對峙者，反將孟子性善之論，墮于人為一邊。先生救世苦心，太將氣質說壞耳。”黃宗羲所說“救世苦心”，“太將氣質說壞”的評說，真是一針見血之論。

    總之。馮從吾的儒佛之辨，是宋以后站在理學正統立場對佛教進行的一場較為徹底的清算。其目的在于辨明儒佛宗旨而端正是非，抑制佛教對儒家學術可能造成的扭曲，在于匡正人心，端正學風。這既反映出馮從吾的思想特征，也可窺探晚明儒學的佛學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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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3]王美鳳，試析馮從吾的佛學觀[J]，唐都學刊，2009（2）：84-87.

    出自: 《西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 》 2010年2期 作者：王美鳳【原標題：從馮從吾“儒佛之辨”看晚明關學之佛學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