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馮從吾從心、性、理的關系上作了深入辨析。李維楨在《辨學錄》序中說:“凡此皆起于學之不明,學之不明起于心性之不明,而仲好之所為力辨也。”馮從吾正是站在正統儒家立場上力辨儒佛之心性論的。他認為,“吾儒日盡心知性,釋亦曰明心見性,若相同而實相遠。”孟子講“盡心知性”,所盡之心,乃道德本心,所知之性,乃人之本性,即天德良知。孟子是以心善來論性善的,此性得之于天而存之于心,故善心即人性,心性是統一的。宋儒則將心、性與理相貫通,朱子認為,心與性、性與理既區別又聯系,“心包萬理,萬理具于一心”。馮從吾所說與朱子相承,也認為盡心、盡性與窮理應該是統一的,講性應該以理為宗。他說:“吾儒之學以理為宗,佛氏之學以了生死為宗”,認為“吾(儒)所云性乃義理之性,性善之性。”言性是從義理上說,所指即性善之性。他認為,佛教所說的性,是從“氣質之性”上說,是“專以能知覺運動”而言的,即就“人欲”而言的。在馮從吾看來,釋氏所說與告子的“生之謂性之性”相通,而丟了“理”這個本體。故其所明之心,乃是“人心”,所盡之“性”乃是丟掉了“理”的“知覺”之性。這樣,佛教脫離了心中之“良知”,就“與吾儒論心性處全不相干”了。
第三,辨性體。人性善惡之辨也是馮從吾儒佛之辨的重要內容之一。馮從吾堅守正統儒家的人性本善說,認為“吾儒之旨只在善之一字,佛氏之旨卻在無善二字”。也就是說,吾儒主“至善”,而佛教主“無善”。雖然馮從吾也承認天地之性和氣質之性,但他很明確的指出:“吾儒之所謂善就指太虛本體
而言”,“人得天地之理以為生,此所謂義理之性也”。也就是說,性只有一個,即得之于本體的“善”。至于氣質之性,是“乃所以載此理”,不能離理而言氣質之性。故馮從吾說:“性豈有二焉?孟子道性善,故日:夫道一而已矣。此吾儒之旨也。”馮從吾說佛教“無善”,一是因為其“舍心言性,舍理言心”,也就是離理而言性,因其舍了本體故“無善”;二是其亦舍了功夫。如在回答弟子問何謂“至善”時,他指出“明德新民而又知本末始終先后之序,方謂之止于至善”。也就是說,明德、新民、至善是有先后次第之序的,明德是本,但要落實到新民,而后方止于至善。其間各個環節“皆是天性自然”的,是“不容缺不容紊的,不是分外強生枝節,故謂之至善。”“至善”是“指其自然恰好,不容人力安排增減者言之耳。”在馮從吾看來,儒家的“止于至善”,“是直從本體做功夫,直以功夫合本體者”,是體用不二的,如果割裂體用,知“明德而不知新民”,就屬“異端虛無寂滅之學。”
三、從馮從吾“儒佛之辨”看晚明關學的佛學觀
馮從吾站在理學本位的立場,以辨儒佛心性論之是非為軸心,對儒佛之道體、儒佛之宗旨、道心與人心、理與欲、本體與工夫等等都做了較為明晰的辨析,通過辨佛、儒之異,來探尋王學末流空疏學風之思想根源,應該說,在當時晚明虛浮風氣泛濫的情況下,這種努力確有固本塞源的意義。也正由于此,馮從吾在學術上得到時儒的高度評價。明李維楨在《辨學錄》序中說,“宋時辨釋學者,惟周程張朱”,“本朝惟羅文莊《困知記》”,而“今得仲好羽翼之,幸甚!”將其視為宋儒周程張朱以及明儒羅欽順(文莊)之后辟佛老者之旗幟性人物。其辨儒佛的一個突出特點,就是始終抓住其根本和宗旨,不在枝節上糾纏。無論辨“心性”,辨“性體”,皆不離與“理”的關系這一核心和根本。馮從吾的儒佛之辨固然有其理論的和時代的意義,但毋庸諱言,其缺陷和不足也是顯而易見的。表現在:
其一,沒有認清宋明時期三教合一是其基本潮流。唐宋以后,三教合一是基本的趨勢,雖然三教仍各立門戶,但思想上的相融互補已不可逆轉。金元之際的全真道即高舉“三教合一”的旗幟,宋代佛教高僧契嵩也主張“三教歸一”。只是理學家雖一面吸收佛教,但是卻又高喊“辟佛”。不過朱熹雖然反佛,有時也能客觀地評價佛教,如說:“蓋佛氏勇猛精進,清凈堅固之說,猶足以使人淡泊有守,不為外物所移也。”王陽明曾對異端邪說的橫行表現出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