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悅一生著述頗豐，其中《崇德》《正論》及諸論數十篇早已失傳；傳世的只有他專為漢獻帝所著的《申鑒》五卷和據班固《漢書》改寫而成的《漢紀》三十卷。在這兩部著述里，荀悅的思想和學術觀點得以充分的展示。因此，受到歷代史學家、思想家的重視。在這里，我們也以此為據，考察一下荀悅在史學理論上的貢獻和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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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學作為一門古老的學科，自從它產生以來，除了其濃郁的文化意蘊之外，更多的是服膺于政治，是政治的工具。荀悅以其敏銳的政治眼光，一開始就看到了歷史學的這一特征。他說：“昔晉之乘，楚之梼杌，魯之春秋，虞夏商周之書，其揆一也，皆古之令典。立之則成其法，棄之則墜于地，瞻之則存，忽焉則廢。故君子重之。漢《書》《紀》，其義同矣！”（注：《漢紀·序》。）也就是說，史學就是政治學，你要搞政治，就必須重視史學。
    
    作為政治學的史學，其研究的對象自然是政治，是與皇帝活動密切相關的軍國大事，而其任務，首先當是記錄和保存這些軍國大事。荀悅說：“古者天子諸侯，有事必告于廟。朝有二史，左史記言，右史記動。動為《春秋》，言為《尚書》。君舉必記，臧否成敗，無不存焉。下及士庶，等各有異，咸在載籍。”（注：《申鑒·時事》。）其次，記功司過，彰善彈惡。用荀悅的話說：“內史執其彤管，記善書過，考行黜陟，以彰好惡。”（注：《申鑒·時事》。）最后，研究天人關系。天人關系是有漢一代研究歷史發展動因的最重要課題。他把探討天人感應看作是史學的又一重要任務：“天人之應，所由來漸矣。故履霜堅冰，非一時也。仲尼之禱，非一朝也。……若是王都未見之，無聞焉爾。官修其方，而先王之禮，保章視祲，安宅敘降，必書云物，為備故也。太史上事無隱焉，勿寢可也。”（注：《申鑒·時事》。）
    
    作為政治學的歷史學有哪些作用呢？荀悅認為，史學作為政治的工具，可以進行道德教育，以輔助法制。他說，史學記事是“得失一朝，而榮辱千載。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故先王重之。以副賞罰，以輔法教”（注：《申鑒·時事》。）。他著《漢紀》目的是“懲惡而勸善，獎成而懼敗”（注：《漢紀·序》。）。
    
    史學可以提供借鑒，為人們的言行尋求依據。他說自己著的《漢紀》就可以使人“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可以興，可以治，可以動，可以靜，可以言，可以行”（注：《漢紀·序》。）。在荀悅看來，借鑒歷史就是執行了“天道”：“鑒于三代之典王，允迪厥德。功業有尚，天道在爾。”（注：《申鑒·政體》。）
    
    史學還可砥志勵氣，陶冶情操：“或問厲志。曰：若殷高宗能葺其德，樂瞑眩以瘳疾。衛武箴戒于朝，勾踐懸膽于坐。厲矣哉。”（注：《申鑒·雜言》。）
    　　
    2
    
    荀悅從其政治史學的觀念出發，對歷史的發展，歷史發展的本質，人與歷史的關系等問題作了探討。
    
    在荀悅看來，歷史的本質在于人類自己的活動。他依據儒家的觀點，把事物分為天、地、人三個方面，并指出它們各有其“道”，“各當其理而不相亂也”（注：《漢紀·孝武皇帝紀四卷第十三》。）。也就是說，歷史發展是按其內在的規律而進行的。這一內在的規律性，從荀悅多次論說看，在“天”，“曰陰與陽”，在“地”，“曰柔與剛”，在“人”，“曰仁與義”。（注：《申鑒·政體》。）在這里，“天”“地”即我們現在所說的自然，僅是荀悅所處時代的人們認識世界的一種方式，一個工具，其真正的本質則在于認識“人”即人類社會，從而來管理社會。“故圣人則天，賢者法地，考之天道，參之典經，然后用于正矣！”（注：《漢紀·孝元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三》。）這里的正就是政治。“孔子曰：政者，正也。夫要道之本，正己而已矣。”（注：《漢紀·孝元皇帝紀中卷第二十二》。）
    
    荀悅認為，作為人類政治活動的歷史，其本質在于“仁與義”。而仁義外在的表現即在于社會有序，“仁義之大體在于三綱六紀，上下咸序，五品有章”（注：《漢紀·孝成皇帝紀二卷第二十五》。）。內在的表現則是“下足以代耕，上足以克祀”（注：《漢紀·孝惠皇帝紀卷第五》。）。“帝耕籍田，后桑蠶宮，國無游民，野無荒業，財不虛用，力不妄加。”（注：《申鑒·政體》。）仁義的實施主要在于內政的確立。也就是說，歷史的發展主要在于人類自身的活動。“問明于治者其統近，萬物之本在身，天下之本在家，治亂之本在左右，內政立而四表定矣！”（注：《申鑒·政體》。）無疑，內政之確立主要在于統治者。因此，仁義之實施，亦即歷史之正常的發展，對統治者作了極高的要求。第一，要克己無我，以民為本。“圣王之有天下，非所以自為，所以為民也。不得專其權，利與天下同之。唯義而已，無所私焉。”（注：《漢紀·孝惠皇帝紀卷第五》。）第二，要順應歷史發展的規律。“圣人之道，必則天地，制之以五行，以通其變。”（注：《漢紀·孝元皇帝紀下卷第二十三》。）“在上者則天之經，因地之義，立度宣教，以制其中。施之當時，則為道德，垂之后世，則為典經。皆所以總統綱紀，崇立王業。”（注：《漢紀·孝成皇帝紀二卷第二十五》。）第三，要正確決策。荀悅分析說：“夫立策決勝之術，其要有三，一曰形，二曰勢，三曰情。形者言其大體得失之數也，勢者言其臨時之宜也，進退之機也。情者言其心志可否之意也。故策同事等而功殊者何，三術不同也。”接下來，荀悅舉了歷史上很多“同事”由于“異形”“異勢”“異情”采取了不同的決策，指出：“故曰，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決策之機也。”（注：《漢紀·高祖皇帝紀卷第二》。）這就是說，在歷史發展中，不能固守教條，而應審時度勢作出決策。
    
    總之，歷史的發展，歷史的存亡興替，主要在于統治者。在《漢紀·孝昭皇帝紀》中，荀悅指出，由君臣構成的統治集團，對歷史發展起著決定性的作用：“或有君而無臣，或有臣而無君。同善則治，同惡則亂，雜則交爭。”&ldq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