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悅對史學理論的貢獻(3)
2013/8/14 17:11:58 點擊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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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o;(注:《申鑒·政體》。)“聽其言而責其事,舉其名而指其實。”(注:《漢紀·孝武皇帝紀一卷第十》。)“去浮華,舉功實,絕末伎,同本務,則事業修矣!”(注:《申鑒·時事》。)總之,做為史家,必須“不受虛言,不聽浮術,不采華名,不興偽事,言必有用,術必有典,名必有實,事必有功”(注:《申鑒·俗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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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悅在歷史方法論方面,不僅作了許多的嘗試,而且也作了一些獨到的論述。從《申鑒》《漢紀》看,荀悅史學方法主要是歷史辯證分析法、歷史理論分析法、歷史比較法和歷史統計法。
歷史辯證分析法也就是歷史主義的方法,它是指史家在分析歷史問題時,用矛盾的方法,發展的眼光,“由小知大”,把握歷史的發展趨勢。荀悅說:“民寡則用易足,土廣則物易生,事簡則業易定,厭亂則思治,創難則思靜。”(注:《申鑒·時事》。)任何事物有不利必有其利,有利也必有其不利。“損益之符,微而顯也。趙獲二城,臨饋而憂;陶朱既富,室妾悲號;此知益為損之為益者也。屈伸之數,隱而昭也。有仍之困,復夏之萌也;鼎雉之異,興殷之符也。邵宮之難,隆周之應也;會稽之捷,霸越之基也;子之之亂,強燕之征也。此知伸為屈之為伸者也。”(注:《申鑒·雜言》。)任何事物的存在和發展都有相應的“兆候”,只要人們敏銳地去發現考察,就能把握其未來的發展。剔去荀悅論述中的迷信成份,荀悅的認識方法是很正確的。
歷史理論分析法。荀悅把儒家的思想作為一種理論工具去分析歷史問題。但他又不恪守儒家觀點,而是主張“與時遷移,應物變化”。如在分析土地制度發展時,荀悅說:“夫土地者,天下之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但是西漢時一些豪族地主占田數百公頃,買賣由己。武帝、哀帝多次“限民占田”,都沒有結果,王莽又實行井田制,激起了眾怒。只有漢光武“宜以口數占田,為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民弱,以防兼并”,“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紀綱大略,其致一也”(注:《漢紀·孝文帝紀下卷第八》。)。
比較法是人類思維的最基本的方式。荀悅在歷史研究中也多次使用歷史比較的方法。而且,他運用比較方法的目的是尋求歷史的個性,尋求歷史發展的特征,并不是為比較而比較。如“以復六國自為樹黨”一事,陳余曾建議陳涉這樣做,酈生也曾建議劉邦這樣做。雖同一事,但由于歷史條件不同,對陳涉是“所謂取非其有以與人,行虛惠而獲實福也。立六國于漢王,所謂割己之有以資敵,設虛名而受實禍也”(注:《漢紀·高祖皇帝紀卷第二》。)。由此,荀悅認為,在進行歷史比較時,應該依據具體的條件而抽演出正確的結論,不應該先有成見。用他的話說,就是“權不可預設,變不可先圖,與時遷移,應物變化,設策之機也”(注:《漢紀·高祖皇帝紀卷第二》。)。
歷史統計分析法。荀悅治史述事,最長于統計,《漢紀序》開篇說:“凡漢紀十二世十一帝,通王莽二百四十二年。”
“凡祥瑞:黃龍見,鳳凰集,麒麟臻,神馬出,神鳥翔,神雀集,白虎仁獸獲,寶鼎升,寶磬神光見,山稱萬歲,甘露降,芝草生,嘉禾茂,玄稷降,醴泉涌,木連理。”
“凡災異,大者:日蝕五十六,地震十六,天開地裂五,星集于東、井各一,太白再經天星孛二十四,山崩三十四, 石十一,星如雨二,星晝見三,火災二十四,河、漢水大泛溢為人害十,河泛一,冬雷五,夏雪三,冬無冰二,天雨血、雨草、雨魚,死人復生,男子化為女子嫁為人婦生子,枯生更生,大石自立。”
——這樣的統計,對于人們認識西漢的歷史概況,無疑具有很大的幫助。
這種方法在荀悅這里,也可以說是一種由博求約的方法。“或曰:至德要道,約爾。典籍甚富,如而博之,以求約也?語有之曰,有鳥將來,張羅待之。得鳥者一目也。今為一目之羅,無時得鳥矣。道雖要也,非博無以通矣!博其方,約其說。”(注:《申鑒·時事》。)這也就是說,只有全面地占有史料,掌握各種情況,才能夠由博返約。換句話說,只有全面統計各種歷史現象,予以概括分析,才能歸納出歷史的共性,尋求出歷史發展的規律性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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荀悅論述了史料編寫的原則和要求,體現了史學發展中史家主體意識的進一步覺醒。
荀悅認為,史家研究歷史,記存歷史,并不是什么樣的事情都要進行研究和記存的,而是有其自身的史學價值準則的。這些價值準則是“善惡”“言行足以為法式”“立功事”“兵戎動眾”“四夷朝獻”“皇后貴人太子拜立”“公主大臣拜免”“福淫禍亂”“祥瑞災異”等等(注:《申鑒·時事》。)。歷史上凡是與這些相關的事即可以研究,否則就不用去記存了。荀悅在編纂《漢紀》時,就是以此為自己的價值標準的。他自豪地說:“凡《漢紀》,有法式焉。”(注:《漢紀·序》。)
史料編纂除了有一定的價值準則,而且還有其基本的要求。第一是要真實,“質之事實而不誣,通之萬方而不泥”(注:《漢紀·序》。)。第二是要“經緯天地,觀象立法”,“永世作典”(注:《漢紀·高祖皇帝紀卷第一》。)。第三是要“省約易習”“有便于用”(注:《漢紀·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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難能可貴的,是荀悅對史家治史的動機進行論述。在荀悅看來,史家治史有五個動機。“夫立典有五志焉。一曰達道義,二曰彰法式,三曰通古今,四曰著功勛,五曰表賢能。”在這里,“達道義”可說就是表明政治思想,“彰法式”即規范人們的言行,“通古今”是傳播歷史知識,“著功勛”“表賢能”是培養人們奮發向上的精神和高尚的品格。由此,荀悅認為史學是文化建設最重要的事情。“天人之際,事物之宜,燦然顯著,罔不能奮矣!”因而,史學也是一項永久的事業,“世濟其軌,不殞其業,損益盈虛,與時消息,雖臧否不同,其揆一也”(注:《漢紀·高祖皇帝紀卷第一》。)。
綜上所述,荀悅不僅編纂了著
責任編輯:C009文章來源:國際儒學網 2010-11-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