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彧對曹操最大的貢獻則在于為其制定了統(tǒng)一北方的基本策略，即勸曹操迎漢獻帝于許都，挾天子以令諸侯，從而以中央政府的名義討伐諸侯，在政治上掌握了主動權(quán)。

　　公元196年漢獻帝從長安東返洛陽，在要不要逢迎獻帝一事上，曹操手下各謀士產(chǎn)生分歧，多數(shù)人不同意迎接獻帝，認為“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三國志·魏書·荀彧傳》）。荀彧則對曹操說：“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倡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guān)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御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醫(yī)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杰，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jié)，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后雖慮之，無及”（《三國志·魏書·荀彧傳》）。曹操采納了荀彧的意見，為日后統(tǒng)一北方奠定了基礎(chǔ)。

　　其三，官渡之戰(zhàn)。

　　公元200年，官渡之戰(zhàn)爆發(fā)，這是曹操統(tǒng)一北方的決定性戰(zhàn)役，也是軍事史上以弱勝強的著名戰(zhàn)役。

　　當時，袁紹兵精糧足，以兵十萬、馬萬匹，南下進抵官渡，企圖一舉滅曹。鑒于雙方實力對比懸殊，曹操部下很多人畏懼袁軍勢大，認為根本無法取勝。荀彧再一次冷靜地分析了形勢：“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強，茍非其人，雖強必弱”，同時又為曹操逐一點評袁紹的謀臣戰(zhàn)將，“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后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為變。顏良、文丑，一夫之勇耳，可一戰(zhàn)而禽也”（《三國志·魏書·荀彧傳》）。堅定了曹操戰(zhàn)勝袁紹的信心。于是曹操以二萬精兵親自出征，同時派荀彧坐鎮(zhèn)許昌，留守后方，這充分體現(xiàn)了曹操對的荀彧高度信任與倚重。而荀彧也不負重托，為曹操穩(wěn)固后方立下大功。

　　戰(zhàn)至當年九月，曹操軍糧吃緊，形勢愈加危急，曹操本人也萌生退兵的想法。又是荀彧在曹操猶豫不決之際，為其正確分析了形勢：“公以至弱當至強，若不能制，必為所乘；是天下之大機也。”“公今劃地而守，扼其喉而使不能進，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斷不可失。”堅定了曹操堅持待變的決心。不久，許攸投降，使官渡之戰(zhàn)戰(zhàn)局逆轉(zhuǎn)，最終以曹操的大獲全勝而告終。

　　官渡之戰(zhàn)中出現(xiàn)的“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丑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等等，與荀彧所預見的完全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