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有以帝王是非為是非的思維習慣，因了皇帝曹髦一句“司馬昭之心，路人所知也”，遂使司馬昭三字成為野心家的代名詞，并將其釘上歷史的恥辱柱，遭受世世代代的口唾鞭撻。可是，這樣一句標簽臉譜式判詞真能概括“司馬昭之心”嗎？

政權中的警惕之心

司馬昭祖籍河內溫縣（今河南溫縣西），據《晉書》追溯歷史，他是五帝之一的高陽后代。在尊親合一的制度下，自高陽之子重黎以降，歷經唐堯、虞舜，直至夏、商、周幾代，其當世祖都任職夏官，主管軍政和軍賦，周代改夏官為司馬。周宣王時，司馬程伯休父因平定徐方之功，遂被賜姓司馬。

司馬昭雖出身豪族，但卻沒有沾染紈绔子弟浮華奢侈的惡習，在曹魏王朝的末年，他代表了積極進取的新興力量。

在繼任乃兄司馬師的大將軍、錄尚書事等多個要職后，司馬昭已成為曹魏政權的實際掌權者。皇帝曹髦雖擁有皇權，但僅是一面政治旗幟；司馬昭擁有軍權，自然擁有了行政權、財政權和官吏任免權。

在專制社會的歷史長河中，有軍權保證的皇權，才可以為所欲為。而失去了控制軍權，必然會發生異化，倚天劍就有可能變成威脅皇權的屠龍刀。

曹魏政權從第二任皇帝開始，就進入到這一不可逆轉的輪回怪圈。魏明帝曹睿上臺之后，大興土木，直鬧得農桑失時，民怨沸騰。齊王曹芳更是荒淫無道，竟讓青年女子脫光衣服在宮中游戲，他與親信在光天化日之下群宿群奸；還像個地痞流氓，喜歡以彈弓打人，用烙鐵烙勸諫的大臣……

繼任者曹髦并不壞，喜歡讀書，循規蹈矩，更有勤政的表現。然而從司馬昭的角度觀察，這當然是一個巨大的潛在威脅，宮廷不可預見的變數，會讓軍權掌控者夙夜難安，這有先例可以追尋。曹操有一次入宮覲見漢獻帝，漢獻帝不無情緒地說道：“如果您認為我能當皇帝，也值得輔佐，那您得客氣一點兒；如果您認為我不能，就請您把我廢掉。”曹操聞言大驚失色，一再地叩頭并請求出宮。按照漢代的宮廷制度，司徒、司馬、司空（合稱三公）帶兵進京朝覲皇帝，得由持刀武士挾著兩臂。曹操出宮時，也有這樣的“待遇”，聯系到與皇帝的談話，他嚇得汗流浹背，面如死灰，自此后再也不敢請求朝覲。而之后的司馬昭之父司馬懿發動洛陽政變剪除大將軍曹爽、東吳孫峻發動宮廷政變屠殺諸葛恪并滅族等血淋淋的事實，都發生在司馬昭掌權前后，他能不警惕嗎？

諸葛誕（與諸葛亮是堂兄弟）在曹魏政權時期曾任過吏部郎，因平叛有功，被封為高平侯、征東大將軍，成了獨當東南藩屏的封疆大吏。

甘露元年（公元256年）冬，東吳興兵奪取徐堨，魏吳之戰已不可避免。以諸葛誕所部軍力，完全有能力防御侵犯，然而他卻向朝廷請求增10萬大軍防守壽春（今安徽壽縣西南），并請求臨淮河修筑新城。明眼人都能看出，他想乘機發展個人勢力。考慮到他是資深望重的舊臣，司馬昭決定軟處理這一可能發生的事變，遂征調他回洛陽任司空一職。

諸葛誕接到詔書，對被剝奪兵權十分惶恐，怕回京后成為俎上魚肉。于是為了爭取主動，他索性公開扯旗反叛，先發制人地攻陷揚州，刺殺牽制其手腳的刺史樂琳，收編淮南、淮北數縣屯田官兵十余萬和樂琳降兵四五萬，囤積的糧食也足夠一年之用，并派吳綱與東吳取得聯系，遣送其子諸葛靚入吳為人質，以換取東吳的支持。東吳對這意想不到的有利形勢歡喜若狂，立即派大將全懌、全端和降將唐咨等率大軍北上，此前已經降吳的文欽也前往支援。

自赤壁大戰之后，孫權軍事勢力已發展到長江以北，如若諸葛誕投降，東吳軍事勢力將擴張到淮河流域，魏國將沒有穩定可言，軍事力量的此消彼長，會使戰爭更加頻繁。司馬昭不能坐視叛亂的發生和東吳的強大，一場叛亂與平叛的戰爭已箭在弦上。考慮到自己根基尚未鞏固，為避免遠征東南時變生肘腋遭內外夾攻，在積極備戰的同時，他請求傀儡皇帝曹髦與皇太后“御駕親征”，把皇權監督在軍權之下。

可以說，當皇權與軍權相分離時，必然會構成無法調解的對峙。在今天來看，皇權與軍權的激烈碰撞無是非可言，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唯有德才兼備者居之，才能有利于社會發展，有利于民眾的安居樂業。我們沒必要為失去皇位者打抱不平，而處于權力中心的司馬昭則必須時時警惕，這一非常之心也就構成了“司馬昭之心”復雜的第一要素。

平叛中的仁愛之心

甘露二年七月，司馬昭在充分準備后，率領青、徐、荊、豫及關中軍隊26萬（號稱50萬），迅速推進到壽春并四面合圍。當謀臣將領均主張急攻孤城、速戰速決時，司馬昭卻說：“壽春城防堅固，兵力眾多，急攻會帶來巨大傷亡。若東吳從后邊掩殺，我必將腹背受敵，這很危險。今三叛（諸葛誕、文欽、唐咨）聚集城內，已有了全殲的可能，想方設法留住他們，可坐取勝利。”在司馬昭的安排下，魏軍沒有立即攻城，而是高壘深溝，依仗充足的人力物力，擺開了持久戰架勢，盡量將傷亡降低到最小程度。

圍城是等待叛軍的困急生變，軍事重點則是打援，這是軍事上的反客為主，主動權輕而易舉地掌握于司馬昭手中。諸葛誕被圍之后日坐愁城，唯一的希望，是等待東吳援軍。

然而東吳援軍還沒有等到，壽春城卻因缺糧發生了內亂。先是文欽欲殺主張突圍的將領蔣班、焦彝，導致二人率部出降；適逢其時，東吳將領全端之侄全儀帶著母親到壽春避禍，司馬昭采納鐘會之計，偽作書信，使其兄弟五人畏懼于東吳的懲罰而率眾出降，壽春城為之震動;文欽與諸葛誕本就不和，及至窮蹙時又相互傾軋，在一次軍事會議上因意見不同，諸葛誕不顧大敵當前的嚴重形勢，很不理智地殺了文欽,文欽之子文鴦、文虎為報父仇，立即率兵進攻諸葛誕，失敗后出城投降了曹魏。

司馬昭認為時機成熟，于是開始攻城。當四面架云梯鼓噪著登城時，城內竟沒有回擊者!原來，諸葛誕見軍心已散，大勢已去，只好率親兵突圍，結果為胡奮所斬；唐咨、王祚及萬余吳軍也放下武器自縛投降，壽春平叛戰至此結束。因畏威懷德，全懌、全端等東吳將領，在戰后也率部投降魏國。

在如何處理東吳戰俘時，司馬昭內部發生了意見分歧，有人提出：“東吳降兵不會服從于魏國，更不會甘心為我們打仗，干脆全部坑殺了。”司馬昭說：“不用那樣，即便投降后再乘機逃回，正好讓吳人看到我們的寬大為懷。”于是，將降兵統統帶至三河就地安置。對追隨諸葛誕叛變的各地將士、官員、文人等，只誅其首惡，其余一概赦免，不予追究。揚州平叛的善后處理，顯示了司馬昭在戰爭中的仁愛之心。

滅蜀中的仁智之心

平定諸葛誕叛亂之役，我們可窺見司馬昭算無遺計的智者之心，而在滅蜀之戰中，其智者之心更為突出，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首先，完成了戰略轉變。

司馬懿父子主政后，恢復了曹操、曹丕的守勢戰略，專注于東南戰線。

公元259年，在撲滅諸葛誕叛亂六年之后，統一國家的時機已經成熟，司馬昭欲主動出擊消滅吳、蜀。關于先取哪里，其內部又生爭執，謀臣、將領們受惰性思維的支配，幾乎眾口一詞地指向東吳。司馬昭力排眾議，仔細分析道：“粗略地估算，如果先取東吳，必須打造戰船，疏通水道，大致需要千余萬人工；更何況，南方潮濕